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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改革就是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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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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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专车”正名:重申自我雇佣的权利  

2015-06-16 07:22:3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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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车”是人们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自我雇佣的一种形式,是企业家精神一次最鲜活登场,它利国利民利己,理应是各方欢迎的大好事。但这种自我雇佣向市场提供出租车服务(和其他服务)由此挑战了此前政府的出租车垄断地位,政府因此“合法”打击“专车”,公权力的这种“合法打击”行为事实上违背了天理和良知,违背了自然权利,因此专车司机和所有公民有责任捍卫自我雇佣的权利。——题记
   随着移动客户端的普及,许许多多进行供-需匹配的应用程序被开发出来,快的、滴滴、Uber、陌陌等成长为此类提供此类服务的佼佼者。撇开经济中的生产这一技术过程,供给和需求几乎就是经济的全部。微观经济学几乎等同于价格理论,而价格理论的核心是供给、需求、驱动供需匹配和供需均衡的市场过程。以Uber为代表的供需匹配供需信息匹配供应商可以在解决经济核心问题大展身手。Uber的最初也是最成功的使用领域是出租车行业。与传统出租车行业中路边招收的传统供需匹配方式不同,Uber通过移动客户端即使通讯技术进行供需匹配,由于Uber使用了地理信息系统,供需双方的地理位置信息被即时呈现,从而供给方的供给条件与需求方的需求状况匹配,从而使得供需双方的局部知识能够实现最充分、最准确、最及时的利用。加上同样搭上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快车的货币支付技术,Uber能够即时解决供需双方的支付问题。经济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几乎等同于供需问题,而Uber等供应商正是乘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车奔着供需匹配而来的,由此可以预见,此类服务商前景不可限量,由此导致资源配置优化的总量巨大,甚至因此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以传统出租车行业的供需匹配为例,出租车司机根据运营经验,空驶着车辆,以一定的概率“捕捉”路边招收的需求者。在出租车一天的行驶里程中,可能有不低于10%的空驶率,对一座拥有5万辆出租车的大城市来说,这些空驶里程无疑是一笔极大的燃油浪费和道路浪费,更不用说其他400万私家车的空座位得不到利用,资源被白白浪费。有了Uber,包括出租车在内的一切有意愿提供出租车服务的个人可以简单地通过使用Uber应用程序,纳入到供需匹配的经济过程中去。使用Uber技术,由于充分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即时通讯技术、移动支付技术,这样使得供需双方能够最大可能减少资源浪费地实现精准匹配,因此这不啻一场伟大的技术进步和制度进步,减少城市污染、减少燃油、减少道路占用,是利国利民利己的伟大创新。
      专车服务的出现不仅仅是对既存出租车服务模式中资源配的帕累托改善,而是一种根本创新,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参与其中,出现了“无中生有”的现象。在原有技术条件下,可能存在改进供需双方匹配精确性的空间,但是路边招收示意、出租车空驶揽客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专车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模式,原来必需的空驶在专车出现以后被极大地避免了(虽然不能避免到0),原来模式中顾客的等待时间被极大缩短了(虽然不能缩短到0),由此产生的资源节约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润属于“无中生有”,它天然归属于企业家精神。专车服务极大地减少车辆空驶,充分利用各种车辆中空座位的使用率,极大减少顾客等待时间,由此导致的经济效率改善,是没有专车出现的时候不存在的“事物”,这正是企业家精神引领下的企业家行动的结果。我们除了赞赏、鼓励、保护这种创新行动还能做些什么呢?以专车为敌的政府干涉行动的合法性又从何来呢?
      毫无疑问,Uber的出现动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奶酪,准确地说是动了垄断部门的奶酪。在没有Uber之前,“黑车”就在挑战出租车垄断,因此有关行政部门对黑车打击不断。黑车主要在地铁口、集市、车站码头、小区大门口等人群集聚区揽客,部分依靠熟人部分依靠招收示意进行供需匹配。新技术使得从事出租车服务的自我雇佣者不必在行政当局很容易打击的公共场所揽客,而是用今天已经无线即时通讯技术解决了供需匹配问题,因此维护垄断的管制当局一下子无所适从。稍微复杂的情况是,在传统管制的出租车行业从业的出租车司机也会站出来反对Uber,其实他们在管制下的出租车行业也是被剥夺者,长期承受着沉重的“份子钱”盘剥,某种程度上,他们只是垄断管制当局获取垄断利润的中间工具。但是考虑到既得利益格局,有那份工作和没有那份工作,或者加入到Uber的学习和转换成本,以及对局势演变前景的不确定性的担忧,传统出租车行业司机对新技术采取抵制态度。必须明确指出的是,自我雇佣的自然权利既然不能为公权力所剥夺,当然也不容私人所剥夺,因此传统出租车行业司机对Uber的抵制是不能允许的。
      第三个方面是所谓合法纳税的问题。有人提出从事专车的自我雇佣者在公共道路上营运但没有合法纳税。这种质疑是错误的,即使是部分正确的也不构成禁止Uber的理由。税的性质是合作秩序中的一种交换,政府作为一方提供法律和秩序以及公共物品,纳税人因此支付税,在这一对交换关系中,税是对购买广义公共物品的一个支付。既然是一项对购买的支付,意味着存一个真实价格,这个真实价格靠民主政体下的公共选择程序来发现。既然存在一个经由公共选择程序来发现的真实价格,那么就得不出税越多越好的结论,也得不出凡市场中交易必须支付税收的结论。即使通过公共选择程序专车服务需要纳税,技术上,通过燃油税的方式也很容易解决,得不出需要禁止专车服务的结论。
      最后需要说明一下自我雇佣与自然权利问题。有了Uber这么方便的技术支持,任何人只要有驾照、有一部自己能够合法使用的车,就可以从事专车服务了。一个人在市场上凭借自己的劳动和资本(购买或者租赁车辆)提供出租车服务以获得收入,这是自我雇佣。这种自我雇佣使用的工具合法,出售的服务(出租车服务)本身合法(不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袭击信息),因此一个人从事专车服务天然合法。理论上,乞讨也是一种自我雇佣。在政府出现之前就有了贸易,那些从事贸易的人也是自我雇佣的人,政府的出现是为了保护产权和契约,至少不得干涉自我雇佣。以自我雇佣而出售他人需要的产品或服务,此所谓贸易,所谓合作,何罪之有?在自然法传统看来,自我雇佣的权利乃是天然合法的权利,它是一种自然权利。政府的一切法律,一旦踢开了天理、良知,或者说自然法,法律就变成暴政工具。在专车这个新事物面前,政府理应回到恪守自然法,遵守自然权利的立场,保护而不是干涉专车这个襁褓中的新生事物,与此同时,针对专车服务市场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在试错中调整,在调整中改进。对于符合自然法的行为,围追堵截是没有结果的,如果说有结果,那就是政府本身的合法性反而会受到极大质疑。

 附:汪丁丁5.28博客:《我支持专车,我反对交通部官僚表态》
    虽然我还只乘出租,用叫车软件。还没有机会叫专车,但已极大改善了我的出行条件。我周围大多数朋友都是支持叫车软件以及专车服务的,尽管他们有自己的私家车。交通部长那次表态,几乎可以认定体现了韦伯早已指出的官僚行为模式:风险最小化(韦伯用语是“努力最小化”)。习近平多次强调要使用敢于改革的干部,交通部以及目前各地政府对专车的暧昧态度和对出租车公司老板们的无立场保护,只是再次表明了这些干部的官僚行为模式。但是,官僚们不愿承担的风险,现在可能正在由消费者承担。最近多次报道的若干城市出租车司机群体打砸专车的事件,表明这一风险是相当高的。政府的社会职能是保护产权并提供和平,现在呢?!凡失职的官员和政府,应当由老百姓表态,让他们走开。我引习近平5月26日在舟山的讲话:干部好不好,老百姓说了算!当然,老百姓说了之后,如何集结?这是社会选择理论的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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