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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改革就是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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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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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划片免试就近入学”的教育暴政  

2015-12-29 13:05:2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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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一份2015年第2期某内部参考上看到一则“北京今年小学100%实现划片就近入学”的消息,不禁心头一惊。消息报道称,《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15年义务教育入学工作的意见》要求:坚持面试、就近入学原则。并称首次允许民办学校和寄宿制招生学校提前跨区招生。这注意也不能全算在北京市教委的头上,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教育部要求,今年北京市100%小学划片就近入学,90%以上初中实现划片就近入学。改内参消息还说,统计显示,2014年北京市小学就近入学比例为92.26%,初中的这一比例是77.64%。该政策要求“杜绝”跨区跨片招生,但也留出了一点点小口,就是让民办学校和寄宿制学校单列招生,它们被要求在当年5月24日前完成提前招生,学生一旦被前提招生录取,将不得在参加公办学校划片就近入学的电脑排位招生。消息称,此举旨在“避免给孩子选择多所学校去报名,被学校录取以后又不去”的情况。为了该项严厉的政策得到落实,北京的“幼升小”和“小升初”必须使用统一的网上入学服务系统报名,进行信息采集。在我们看来,所谓统一的报名系统和信息采集,其实也是一种严格执行划片就近入学的技术控制手段。
      许多人看了这个消息以后,或许感觉温暖,又是“面试”,又是“就近”,仿佛为家长和学生入学考虑得很周到。可有谁读出政策背后的强制和粗暴?让我来解释——
      试想你是一位北京市民,某个周末打算上街去为自己买一款新手机或冬天用的羽绒服,你或许在网上先浏览一下北京的通讯产品市场和服装市场,也可能会挑选几家作为备选对象。可以肯定的是,一般情况下,没有人首先想到“就近”购买,就在自家楼下门店买了算了,除非他家门下就是北京有名的通讯产品或服装集散市场。在消费一一项物品或服务的时候,价格、质量、产品声誉、距离的远近(考虑的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等诸多因素会进入消费者的考虑之中,可以肯定,购物之距离远近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相对产品的质量、声誉和价格而言,它只是一个相当次要的因素。手机、衣服尚且如此,孩子的教育,这个在中国人观念中处于家庭之中的重中之重的大事,政府为居民操心,怎么会把距离的远近列为头等重要的依据了呢?难道居民真的为孩子的入学问题最重要的考量是入学距离的远近吗?从前面消费普通商品和服务的例子可以看到,距离不是最重要的考虑,质量和价格才是,而在居民看来重要性无数倍于普通商品的教育,其首要考虑的因素——绝对不是距离——而是质量和声誉。政府有关部门究竟是为,想居民之所想,忧民生之所忧,还是越俎代庖,粗暴干涉居民的意愿?答案式后者。在我们看来,划片面试就近入学是对居民意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居民自由选择学校的权利的粗暴践踏;同时也是对学校自主招生权利的粗暴干涉和践踏——“划片面试就近入学”温情面纱之下竟然掩盖着的是粗暴干涉居民意愿的教育暴政。
      上面的分析表明,此项政策出台并不是真的为了为居民方便考虑,因为居民真实的意愿,在孩子上学问题上,当然会考虑距离之远近,例如本人就是愿意为了孩子足够的睡眠而选择距离家最近的学校(注意,距离家最进并不意味着符合划片就近入学政策的范围,因为划片不可能细致每家每户准确的上学距离最小化,它不具备这种“局部知识”收集和处理能力),更重要的考虑还是学校的声誉和教育质量。那么有关部门为什么坚持划片面试就近入学这种教育暴政呢?我怕与办学的计划经济思维有关。我们都知道,在义务教育阶段,政府垄断办学,虽然有极少量的民办学校,民办学校的自主权也很大程度上受到现有教育政策的制约。在公办学校一统天下的格局下,如果不干涉居民选择学校的权利会出现什么后果?有些公办学校招生困难,有些学校则招生火爆,这势必给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带来十分棘手的问题。在义务教育领域的计划经济办学思维模式主导下,学校一旦建立,除非人口结构出现变化,学校并不是因为办学绩效的原因出现兼并、破产、扩张等竞争现象。长期习惯于计划机经济思维官僚部门并不适应管理一个竞争的包括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在内的义务教育系统,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按照自己的计划思维制约学校的招生和办学行为,也强烈地控制了居民上学的行为——直接用行政命令安排你的孩子在哪里上学。不得不承认,这不是什么暖民心工程,这是赤裸裸的教育懒政和教育暴政。
      批评完了以后,我们谈谈建设的问题。我们完全有理由支持一个容纳自由选择权利的由公共资助的义务教育系统。我们丝毫不排斥公共融资、公办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管理。我们所要求的仅仅是——(1)举办学校的准入自由,(2)孩子上学的选择自由,(3)学校办学的自主权(特别是自主招生权)。
      当今世界各国在义务教育阶段都实施了不同程度的政府资助政策,对此,我国也不例外,这就是“免费”的义务教育。为什么要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在此不论(可见本人在《高教探索》上的文章),在此把政府自主义务教育视为一个给定的制度前提。但是,不要混淆了政府有责任为义务教育融资,实行居民“免费”入学(天底下哪有免费这回事,免费义务教育其实是在辖区居民中通过征税实行再分配的一种资源配置形式),丝毫没有赋予政府垄断举办义务教育的权力,这个“市场”是开放的。政府“有责任为义务教育融资”不等于“有责任举办义务教育”,更不等于“有垄断举办义务教育的权力”。可是现实呢?政策执行走样到惊人的地步,把政府有责任为义务教育融资,扭曲为“有责任举办义务教育”,进一步扭曲为“政府举办义务教育的垄断权”,结果,我们发现各个区基本都是政府垄断举办义务教育的格局,虽然零星有一些民办教育的影子。这是我们需要强调的第一点:政府有责任为实际需求的义务教育融资,但这一责任不得在政策执行中扭曲为政府垄断此事。这意味着,任何人和组织都可以按照法定通过的办学资质和质量要求举办义务教育,这就是所谓的“准入自由”。这个准入自由其实是一种巧妙的测试机制,即可以测试居民多大程度上愿意在政府“有责任”和实际上所提供的那种学校里上学,同时也构成一种约束机制。按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教育券”设想,政府融资甚至也不必一定是拨款给公办学校,而是拨款给实际上有效率的质量好的任何义务教育服务的生产者。政府融资的取向,选择标准绝不是看举办主体是姓公还是姓私,而是看所生产的教育服务质量、以及生产效率。
      我们需要强调的第二点,是居民的选择自由。消费者主权在任何市场经济社会都得到尊重,这里的消费包含对(准,或法定)公共产品的消费。消费者主权也是一个信号机制。生产者对消费者的灵敏响应改善者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如果消费者主权被否定或限制,生产者对消费者的响应机制就不能有效工作,由此有关产品和服务的数量价格质量就可能得不到及时的调整、改善。消费者拥有数不清的地方性知识,或局部知识,这些局部知识随着消费者的喊叫、呼吁而得到表达,在喊叫和呼吁无效的情况下,消费者行使用脚投票的权利——这是消费者主权的当然选项。从分散的消费者拥有的局部知识收集和利用来看,限制消费者选择的权利是行政垄断的教育系统的粗暴之举。
        我们需要强调的第三点是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权利清单无法一一列举,就像现代国家中的人的权利无法一一列举一样。一个可行的办法是“负面清单”管理。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学校应当像任何其他组织一样拥有作为一个组织的自主权利,诸如自主招生,招生规模的决定,自主招聘教师,自主解聘解释,教师的职级和薪酬待遇决定,教材选用、诸如此类。但是一间学校受到负面清单约束,比如不能在种族、肤色、户籍等学生不能自主决定的方面实行招生歧视,在自主选择教材方面不能有违背道德规则、基本价值观和国家法律的情形。一个现实的问题时,学校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好学校、差学校的区分。此时,好学校是否可以扩大规模甚至兼并差学校?答案是肯定的。任何学校组织以其自身能力考虑扩大办学规模或缩小办学规模,直到受到它自身能力的限制,这样的竞争性调整的均衡结果是,人们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将没有办学质量的显著差异,而仅仅是办学风格上的差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此何乐而不为,不乐见其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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