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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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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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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和经济系统的层级  

2013-09-14 21:47:2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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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收益”其实是交易者都不确知因果关系的“看不见的合作结构”中的合作剩余。我知道,志宏和海就不喜欢看到“合作”二字,所以我特意加了引号强调非意图下的经由交易链形成的事实上的合作,以是特定目的引导下的类似组织内部的有意识合作。
毛老师“首先”那一段,深的科斯思想真谛,是恰当的一般化的经典分析。不恰当的一般化,包括搞配对的诺奖得主的观点的,毛老师和志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从交易成本向制度成本的转换,就是一般化,看来这个一般化是不成功的。理论误读的事情不限于科斯,其实对哈耶克的“建构理性”的误读,对“自发秩序”的误读也很多。个体层次的和局部的建构与设计不是哈耶克批评的,个体层次的最大化计算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无数个最大化计算转化为行动策略,这些策略在一个竞争的池塘中接受差异化生存检验,理性建构哪里里与自发秩序矛盾了呢?hodgson特别强调分析的层次,主流经济学框架缺乏层次概念,也缺乏结构概念,引发太多的误导。我们能根据投资(I)的仪表盘指针和失业率(1-h)的仪表盘指针建立统计学上的函数关系以宏观调控到达“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吗?没有结构分析的“仪表盘经济学”透过短期的函数关系(其实是表面的因果关系)采取的刺激政策恰恰可能迟延了经济系统的纠错过程。在产业组织的层次,交易成本概念就完全失效了。结构和层次,用于分析的结构概念和层次概念,需要尽快进入经济学教科书。微观不讲层次,宏观不讲结构,这就是当前主流范式的现状。


个体和局部意义上的交易成本,是全局秩序上的“协调成本”。这里涉及到分析层级的转换。要命的是,我们并不觉察到分析层次的转换,因此,我们还是试图用互动主体个体视角的成本概念来分析一个新层次上的代价问题。严格意义上,“协调成本”只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概念惯性的结果——我们习惯了行为主体层级上的成本-收益概念,这种概念在分析全局意义上的协调时趋于无效甚至引起理解上的混乱(你可以试着去找找,科斯在1962年以后的文章中,他的关注焦点从局部转向全局的“经济系统如何有效运行”,还有几次使用“交易成本”、“最优化”这样的下一分析层级的概念。在解读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文章中,下一层级概念全部消失。科斯和哈耶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只服从对多关注重要问题的探究)。
分析多主体互动形成“有效复杂性”程度高的合作秩序,用什么新概念更适宜?成本-收益让诸多主体自我感知,分析者只需要观察到不同主体(个体、企业)解决问题的行动策略的创生和适应性检验。在所有产品上,在任何产品的任何生产环节,并行计算体现的市场竞争都在发生着作用。其中,任何一个行动者都是一个响应环境信号的的行动者,他们都从事主观的经济计算、预期未来、大胆的跨越等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企业家行动。企业家也经常犯错,一个并行计算的经济系统确保局部失败无损全局有序,反而为全局有序提供前进的路标。科斯越到后期越关注经济系统层级的事情(经济系统有效运转),而不是一个给定相对价格体系下局部双边当事人如何优化资源配置的事情(据以进行经济计算的价格信号是外生的,而前者,据以进行经济计算的价格信号是系统内生的,而且经济计算被黑箱处理,只需观察行动策略)。“经济计算行为”是与生存和适应环境相对应的“问题解决”行动的一个子集。因此与经济计算相联系的成本收益概念,包括交易成本概念不足以担当分析差异化适应策略的行为主体的问题解决行为。
从经验上研究一个经济体中的全部协调行为所费资源和全部生产行为所费资源是无意义的。因为协调和生产行为在环境适应意义上都是生产行为,协调和生产的区分只是满足我们直觉的偏爱。(马教中的所谓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就更是错得离谱了,此处不论。)
如果我们始终不意识到分析对象的层级转换,顽固地坚持一套还原层级的概念体系分析紧邻的涌现层级的问题,就永远不会澄清事实而是混淆事实。在层及转换及相应概念转换的问题上,我们的前辈科斯、哈耶克、布坎南都有不自觉的洞察,但是不可苛责于前人,他们指出了问题的所在,但并没有发展出一套分析诸如“非人格化交换”、“自发秩序”、“经济的宪政秩序”的概念框架。

当然成本概念“是有意义的”,但仅限于还原层次,也就是个体行动层次。成本概念,仅当在经济系统的个体层次上有意义,它是经济计算予以进行的重要依据之一。一切成本,只有在个体主观感知的意义上是一个实质性分析概念,一旦脱离行动个体层次,就只是一个比喻概念。如张五常计算香港的交易成本占GDP的80%以上,以及此前诺斯和 wallis对总体交易成本的经验研究,对经济体中加总的交易成本绝对数量的估计(究竟能得出什么规范含义?),正如对GDP的估计一样,对我们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的意义不大。我猜测,GDP这种同质化加总数据,只能是对一个经济系统运行表现出来的“有效复杂性”的一个相当不完美的、弱的测度,真把它当做经济政策的决策依据实在大谬。一个经济体中的总体交易成本的经验估计,是一个比GDP更优良但仍然是不完美的、弱的测度。转换分析层级以后,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
现在看来经济的宏微观两分失之简单,其实经济是一个多层级涌现系统。不仅如此,我们对个体的定义和感知也可能是误导性的,在物理上我们太容易区分一个一个的个体了于是个体就成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甚至是唯一的分析单位。但是,市场过程的选择压力真的唯一作用在“个体”上吗?选择压力至少作用在惯例、产品和技术、个体、组织和制度、产业上。成本是个体层次上的分析概念,成本-收益计算是个体行动的依据之一,成本收益计算只是适应性策略集中的一个子集(比如新机会的发现要使用成本收益计算但不等同于)。在选择压力下,一家企业的倒闭、一个产品的消失、甚至一个行业的消失,是不能用成本-收益计算失败来解释的:转换分析层级需要引入新的概念体系。同样,“效率”概念也有此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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