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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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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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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演化理论视角下的土地永佃制分析(在天则491次双周论坛上的发言)  

2013-12-10 01:12:56|  分类: 制度经济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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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演化理论视角下的土地永佃制分析

 

刘业进

    刚才听了盛洪教授对永佃制的演讲,觉得今天来听这个学术演讲非常有收获。盛老师是中国制度经济学早期的研究者,特别是对产权和交易费用理论有深的研究,而且盛老师后期对传统和保守主义后期有进一步的研究,所以,他目前的研究结合了两种东西,我觉得对制度经济学的推进很有帮助。

    我首先说一说更一般化的理解和今天的演讲所涉及的方法论问题。因为我也不是土地制度专家,不一定谈得深入。记得有一次听北京大学徐晋涛教授讲林权改革,他是专门搞林权改革研究的,其中谈到林权制度中有非常多样的制度安排,以及林权制度变迁案例,非常有启发意义。这次盛老师提供这个永佃制也很有启发意义。我首先讲几点更加一般化的前提,他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系,可能大家觉得没有直接的关系,我想个人基于演化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背景做一个解释。

    第一,个体生命是有限,这样就自然产生一个产权继承问题。第二个是企业家才能和产权主体不对称分布,有资产人不一定有企业家才能,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不一定拥有资源,这样就产生一个调整和分工问题。资源的产权需要在企业家才能之间进行匹配,这需要从适应性效率的角度来理解。第三个前提,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里面讲到的,大自然给我们设置的深谋远虑,就是人都是自利的,人追求虚荣的,人的进取心,追求把产业做大,追求荣誉和地位,这种心理机制使得企业家才能发挥到极致。如此观之,所谓私人财产制度其实只是大自然的深谋远虑植入到我们的本能和情感系统中的一个幻象,实质是所财产权利的分立,如此,才可以进行资源和企业家才能的不断匹配调整和优化组合。第四个前提,为什么“久佃成业”?这里涉及到人的一种“文化本能”(甚至可以用来解释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是适应进化的产物。直立行走的人必须付出生殖困难的代价,硕大的头颅要通过女性的产道,由此必须早产,因此人类个体都是早产儿。先生出来再在浸入传统习得理性,由此人类有一个漫长的抚育期,这就是所谓的“幼态持续”假说。在幼态持续中,人类个体必须在近10多年的抚育期熟悉全部人工制品组成的传统。为此,我们进化出遵从的本能,习惯的本能。这几个前提很抽象,但我觉得对产权一般理解很重要。最后一点,就是洛克讲的产权的起源。你施加了劳动,于是你得到它,如果这个资源是无主且非常丰富的,你施加了劳动就是你的,虽然现在社会已经没有这种资源状况存在了,但这个基本思想还是适用的。归根到底,产权归属取决于是对联合产出的正确归因。一项产权或一项产权的一定份额归谁?取决于参与者联合生产的贡献者对联合产出的贡献。因此一切产权归属的划定取决于正确归因,谁对联合产出贡献最大,最终演变的结果就是他是产权事实持有者。我们都知道,经济学家关心产权的事实所有者。但是在一个复杂的联合生产情势下究竟谁是联合产出最大贡献者、第二贡献者,第三贡献者……呢?这要经过反复的试错过程,包括暴力抗争,这个试错过程甚至需要很长久的时间和反复的博弈以得到的检验,然后通过群体选择的方式被人们所执行,甚至执行者还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他们只是如此行动,如此执行产权规则。总之,联合产出的正确归因是产权的终极根源。

    下面我讲讲具体的盛洪老师这个文章里面的东西。首先,产权其实是一种适应进化的装置,这种适应进化装置有助于社会总体产出的提高(抽象讲,联合生产存在一个总产出,这个总产出,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也就是,不存一个人格化总体),就是实际贡献者能够分享到这种产出,一种稳定持久的产权制度必须确保实际贡献者分享到他的相应产出。比如一个企业里面很多个贡献者,一个能够长期生存下去的企业,一定是把企业内部贡献者按照真实贡献份额分享相应产出的分享安排。那些没有做出这种安排的企业,在差异化生存检验中就会出局。

赵农:

    你要紧扣出题,你这样讲下去半个小时也讲不完。

刘业进:

    好的。第二点,我觉得盛老师忽略了一点,就是企业家精神充分被利用与产权制度的关系。盛老师在这里模型化处理了两类分工,即纳税能力和耕作能力之间的分工。其实可能还有更细的分工安排。这两类分工其实就是充分匹配其不同的企业家精神与资源持有者在人群中不对称分布,这两个分工使得企业家精神,即可有能力与政府打交道的那种人、有能力融资的人,有耕作技能人,不同能力的拥有者能够恰到好处地分工,以形成这一个企业家精神被充分利用的一种产权制度。永佃制,可以从这个分工匹配的角度来理解。

    第三点,就是经济结构变量。工业革命之前,即农业革命以来经济结构深刻变迁之前,人类绝大多数财富来源于农业,就业的绝大多数分布在农业,而工业革命后的今天,经济中绝大多数财富和就业分布在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制度对环境变化的响应,表现为相应的土地产权制度调整。永佃制适应了当时的经济结构状况。永佃制同样还会随着经济结构变迁进一步调整。现在中国的集体所有制或者某种制度是不是还需要维持不变?或者需要不需要引入私有制?这可能是个伪问题。真正问题是产权制度有没有对当前经济结构变迁做出响应。

    第四点,我还想谈到“社会科学的事实”问题。一样东西属于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社会科学的事实,大家都这样认为,于是它就是你的。在农地租金的案例中,如果某个租赁者只交80%租金,后来90%佃农都只交80%租金,实际租金就是合法了。租金问题其实是个价格问题,而价格是标准的“社会科学事实”,取决于互动中众人的认可,这个众人认可背后可能还有传统原因、对环境变化、技术、偏好变化响应的原因。一个租金决定不取决于地主一方,也不取决于佃农一方,这是一个互动群体中的响应全部环境信号的过程。永佃制中的“田骨价”也好、“田面价”也好,都是一个“社会科学事实”,是取决于大家的互动和响应,这个响应获得众人的认同或默认。

    最后一点,假集体和真集体问题。我们目前的农地集体所有实际上是一个假集体所有制。我们不需要对当前法律进行天翻地覆的改变,只要回到真集体立场,赋予农村集体单位有真正的产权主体地位,可以进行土地交易的谈判,有把田骨权进行转让的权利。所以,我们的土地改革,承认集体所有制真集体地位即可,这至少是改革的实质性第一步。刚才盛老师也谈到这一点,我这里进一步明确化。我们要做实真集体,把农民集体做成镇集体,就像一个公司,你要彻底承认他是一个拥有产权的主体,让他完整的产权,有产权出让能力,有参与个体的推出权。如此,则一个制度变迁的演化进程就开启了。

高王凌教授:

    从来都是假的。

赵农教授:

    书记说了算。

刘业进:

    最后我总结一下,对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前景说几句。我说私有制是“大自然的深谋远虑”植入于我的文化本能中的一个幻象。私有是一个幻象。真相是什么?真相是财产权的分立,使得企业家才能和其他各式各样才能与资源进行灵活匹配,面对社会和环境变迁,于是,有非常灵活的响应能力的制度就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假集体也好、公有制也好,必须对环境变化有灵活响应能力和调整能力,否则就要改。在一个灵活可调整的制度框架中,演化进程形成一个长期稳态,其中,私有、村共有,乡镇共有,还有县、省级甚至全国范围公有成都可能存在,但范围和限度可能极为有限,我们不能做一个数量比例上的看精确预测。但我们知道核心是要调整一种制度对环境的响应能力,这就具备了所谓“适应性效率”,这个才是真正出路,而不只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公有制”与“私有制”的肤浅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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