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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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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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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受教育:何种机会,哪一种权利?  

2012-09-09 00:14:2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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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9越6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国务院新闻办回答记者提问时,袁贵仁表示,教育部门将保障每一位公民享有同等的入学机会。袁贵仁说,主要精神有三点: 一要积极解决。文件规定各地在年底前要出台解决办法。二是要有条件准入。首先家长要符合条件,学生还要符合条件。家长基本条件是,你在地方有稳定的工作,有稳定的住所,有稳定的收入,并且缴纳各种保险,你是这个地方的常住人口,尽管你不是户籍人口。学生本人条件是,这个学生有可能在这里学了小学、初中、高中,也可能只是高中才来,也可能高中三年都在这里,也有可能高中一年在这里,因此各地会根据实际情况,什么样的学生跟我的本地学生是一样的。还有一个是城市条件,这个城市发展需不需要这个行业,需不需要这个群体,我这个城市能发展到多大规模,不是说城市越大越好,要根据城市的发展需要和承载能力。三要因地制宜。各地根据人口流动的具体状况,制定具体的办法,提出具体的条件。

城市化进程不可阻挡,公民自由迁徙不可阻挡。市场的大门一开,每一项新生事物都会不可避免地撞击到旧体制(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及种种配套制度安排)。教育部此次不回避矛盾,不回避问题,就进城务工人员受教育问题展开调研并形成初步的政策举措,是一种积极有为的姿态,值得赞许。

同时,我们不无遗憾地指出,教育部此次推出的政策和表态存在明显的瑕疵,值得进一步改进。

首先,袁贵仁部长说教育部门将保障每一位公民享有同等的入学机会,接着就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受教育问题列出了三大条件。这里首先区分进程务工人员子女和城市户籍人口,即对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受教育和参加入学考试设置有差异的受教育机会参加考试的机会;同时又在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之间设置诸多类别,如有稳定工作和无稳定工作的;有稳定收入和无稳定收入的;孩子在流入地上了初中高中和只上高中的,上三年高中的和只上一年高中的。实际上,恰恰是那些相对更弱势的群体被排除在受教育和参与考试的机会之外。所谓有条件准入,就是为不同的群体界定不同的权利。教育部此次设置的标准是,越是弱势群体,机会越小。在此问题上,我同意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的基本精神,即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机会的差别应当如此设置,即差别的存在有利于社会最少受惠者群体。据此审视此次教育部的差别机会设定,与罗尔斯正义原则之“差别原则”恰恰背道而驰。

第二,袁贵仁部长所说的第三个条件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第三个条件即所谓“城市条件”,“这个城市发展需不需要这个行业,需不需要这个群体,我这个城市能发展到多大规模,不是说城市越大越好,要根据城市的发展需要和承载能力。”一个城市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分工和交易呈现出复杂的结构特征,并且响应城市化进程、社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这种分工和交易的结构本身是变动不居的。到底是需要高科技及其相关就业群体,还是文化创意产业相关就业群体,还是任何其他可能产业的就业群体,市场自身通过价格机制来调整,人们根据价格信号分散决策,结果,某个城市在特定时期呈现出某几个特定产业的兴盛,这样的结果事态不是事先由任何行政机关可以计划和把握的。严格说来,就业结构的变动由需求结构变动传导至投资和中间产品结构而决定,这一过程是纯经济过程,一个体现企业家精神运用的市场过程。行政机关尤其是教育行政机关如何得知某个城市在下一时期急迫需要哪个行业,不需要哪个行业?或许,在中央计划经济旧体制时期,政府部门可以强行“计划”一个城市未来的产业结构,从而计划其就业结构,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确立的今天,教育部门的政策为什么还立基于旧体制基础?此外,拿城市承载力来辩护更是站不住脚。一个城市的承载力如何计算出来?中国各大城市的几年前、几十年前的城市规划与后来发展的事实相差甚远是不争的事实。一些特大城市曾经规划人口800万,后来修改到1000万,而后再修改到2000万。一个企业不可能无限扩张,一个城市也不可能无限扩张,这是一个常识。但是这个常识并不说明任何人能预先计算出一个城市的规模极限。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城市的规模决定是无数分散主体根据局部的成本收益和个体偏好进行选择决策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局外理性控制主体外生决定的。我们不用担心任何一个企业无限扩张其规模以至于不堪重负,同样我们不必担心一个城市无限扩张以至于不堪重负。

第三,没有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在事关公民切身的基本权利方面,教育部作为中央政府所辖部委理当以集权的方式处理,而不是搞什么“因地制宜”。摸着石头过河的逻辑不适合用在这里。可是袁贵仁部长说,“三要因地制宜。各地根据人口流动的具体状况,制定具体的办法,提出具体的条件。”这是一个可怕的妥协,是中央政府不恰当的分权。原则上,一国公民在本国任何地点学习和参加考试不受任何歧视性条款限制,各地方政府不得自行制定歧视性条款。虽然,我们能够同情地理解,袁贵仁部长担心像北上广这样的城市一步放开,会带来一时的混乱状况。但是,这种担忧只能是一种权宜考虑,最终的目标必须予以明确的表述,即在有限过渡时期内,个地方政府可以设定歧视性条款予以限制外来人口子女就学和参加考试,但是过渡期满,则适用基本原则。我们在袁部长的表述中看不到任何权宜和原则的区分。权宜当成原则的,这将为未来的改革埋下阻碍。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受教育和参加考试的问题其实是中国转型和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出现问题的冰山一角,其实它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无条件落实公民基本权利这一更基本问题的一个子问题,也是胡锦涛总书记所谓包容性增长的要求所在,胡锦涛总书记(2012)最近指出,“我们将坚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推进民生优先的社会建设。我们将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我们将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解决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据此,教育部门当以解决当下紧迫问题为契机,落实“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要求,真正赋予包括进程务工人员子女在内的所有群体以公平的受教育权利、公平的入学机会,以及使所有公民适用相同的受教育和考试规则,仅对大可能消除歧视性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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