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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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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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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驯化:从“明抢”到“交换“(征税)   

2012-08-27 22:44:2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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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抢?还是交换(征税),这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难题。从古至今,所有的政府都经受着这个著名难题的困扰,于是人类发明(在演化经济学看来,是发现)了宪政、民主选举、联邦制和乡镇自治……,于是政府被驯化了,民情也更加温和;而那些没有发展出这些制度安排的地区,驯化政府仍然是一个未竟的事业。有记录以来的历史表明,人类成功地驯化稗子(今天的水稻),狼(今天的狗),如此等等,但在驯化统治者的实践中,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政府是一队人,所有组成这一对人的个体与社会中其他组织的个体无显著差异,这就是布坎南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倡导的同一经济人假设。政府以保护谋生,与社会中其他组织不同的是,政府借助于任何其他组织无与伦比的有组织暴力提供保护。在一些国家,政府并没有完全垄断暴力,如在美国持有枪支是合法的;在日本和台湾,黑社会是合法存在的组织。但文明发展到今天,所有国家中的政府都借助于暴力垄断提供保护,垄断司法和行政,提供大规模的公共产品,总之,提供法律和秩序,又是“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

如果要对世界200多个国家的政府做有一个有意义的区分,我认为就是按照驯化程度来区分。如前述,政府是法律和秩序的提供功者,又是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政府提供这些物品所得到的回报就是税收。有必要不断提醒沉睡的现代民主制下的人们这一基本交换关系。一切交换中,真实价格的发现依赖于一个竞争性的发现过程。可是政府是一个垄断者,竞争性发现过程如何谈起?就算一些政府并未完全垄断暴力,但政府仍然为近乎100%的国民提供安全保护和公正(提供公正,至少名义上)。在履行这些职责(在社会结构层面看,实质是一种演化出来的分工)后,迂回的社会分工带来极大的产出回报,其中一部分被政府以税收的名义收取。政府当然期待其所参与的全社会分工中,迂回生产的产出回报极大化,因为相应的税后回报更多。现实世界中的政府面临着另一个巨大的诱惑,那就是对市场社会中由价格信号显出来的财富的直接占有,通俗地,我称为“明抢”。市场社会中,交易现实价格,人们根据价格信息会很容易计算任何资源的财富。在那些正在经历着快速城市化的国家,土地的价值短时期暴涨数十倍乃至数百倍并不鲜见。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政府能不能抗拒?借助于制度的历史路径,政府极有可能忘记前述基本的交换逻辑,悍然为社会中的某些群体提供一种权利界定而为另一些群体提供另一种权利界定,用诺斯的话来说,就是为不同的人群界定不同的产权。这样一来,政府获得两种收入,一种是基于基本交换关系的税收收入,一种是界定不同的产权获取的收入(统治成本减少也是收入,当然直接的明抢更是直接得到收入)。不幸的是,此二者存在矛盾。为了获取更多的税收,需要提供好法律和秩序,提供公正和保护,由此一个迂回的生产过程由于递增规模报酬机制带来经济增长,由此带来税入的增长。而面对市场中价格信号显示出来的巨大财富,比如说土地吧,快速城市化中的土地动辄上千亿的价值,政府能不动心吗?一旦缺乏强有力的宪政约束,加上行政体制中的错误激励机制和错误的政绩考核,政府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采取“明抢”策略,如直接宣布城市土地“国有”,这样,城市化进程蔓延到哪里,土地“国有”就宣布到哪里。一墙之隔,那些拒绝被国有化的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房子出租出售,所谓“农民房”,价格5000元每平米,一墙之隔的“合法的”“国有”土地之上的房屋价值可能是2万元。

前述土地的例子,换一种视角,政府也可以按照一般行动策略,提供公正和保护换取税收,土地涨价不管我的事,你们去买卖,你们建工厂,建住宅,随市场的便,但税收需照交不误。暴涨的土地价值和房屋价值以及产业发展,必然伴随着暴涨的税收。明抢还是征税?这构成一个需要权衡的困境吗?在现实中,至少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这是一个摆不脱的巨大困境。与不合理的财税分权、政府官员的任职和任免体制、政府官员激励和考核机制等相联系,快速城市化中土地问题陷入一团乱麻之中。在诺斯悖论的权衡中,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结果是,“明抢”策略胜出,“交换”策略败北。

但是,社会演化在更大尺度上和更长时间尺度上进行。明抢策略会给地方政府带来短期巨大收益,但后果很严重,即此起彼伏的土地纠纷和群体性事件,中央政府的统治成本上升了。不仅如此,城市化蔓延所到之处,农民眼睁睁看到价值暴涨的土地被“国有”化,越来越明白和直接感知到,这本质上是个利益争抢,法条(宪法、土地管理法)中的任何意识形态说教在巨大的财富差额面前都显得无力,甚至虚伪。一块地,被国有化,得到补偿比如100万,同样是这块地,自己开发,得到比如1000万甚至更高,再笨的农民也会问一个问题:凭什么是你开发就不准我开发?在合法和违法的争执中,政府方面依据过时的法律条文“理直气壮”宣布违法,另一方则根据自然法的直觉或沉默或爆发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这就是小产权房的故事。在中国南方城市深圳,小产权刚房建筑面积达到这个城市住宅面积的一半。

明抢?还是交换?这是一个难题,很纠结。各城市的政府官员可以在诺斯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特别是最近的新著《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 (2009) 》中找到答案。也可以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伯克的《法国革命论》中找到同样的答案。先告诉你们吧,答案选B,放弃明抢的诱惑,回到文明的交换,这就是我题目中所说的“政府的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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