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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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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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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幻觉、迂回因果与结构效应  

2012-07-20 22:40:2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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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一议题从质疑“教育服务为什么是公共产品?”引发。从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考察,教育服务属于私人物品,可是实践中世界各国广泛地视教育服务为公共产品,义务教育在绝大多数国家强制实施。一种物品何以事实上以公共产品的形式出现,即由政府全部或部分融资,而且一般还以政府主导或参与生产?某种客观的标准(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标准)并不能据以判断并给出答案。教育服务、医疗服务,住房和社会保障、日间看护等“福利国家”实践中的诸多福利都是如此。以下从理性判断的信息基础、财务幻觉、迂回因果以及人类合作秩序中的结构效应来解释。

       理性判断的信息基础。一项规则,如果获得一致同意,那么似乎没有理由拒绝承认这项规则是“好规则”。果真如此吗?如果静止地看,无历史和未来的看,结论是对的。然而,正如伯克说得好,我们和我们的先人是朋友,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是朋友,一个共同体经验的流存续着,因此好规则的判据不只是当下活着的一代人的理性一致性。进一步,民意不是一切。民意亦不可以神化。一部分规则,我们遵循它并不是我们当下理解了它,而是因为长期的群体经验以传统的方式让人们遵循。甚至人们也曾经检验过不遵循的后果。规则选择我们而不是相反,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回到微观层面,一个自由的个体根据是否有利于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我们一般也假定个体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但这里存在一个缺陷,就是假定每一个自由个体作出判断的信息基础是完备的。例如吸毒的人以当下的感知觉得继续吸毒“很好”,可是这种决策的信息基础是当下一刻的感受,这种信息基础是极为有局限性的,因此许多社会都有强制戒毒公共强制力介入。

      1.财务幻觉。任何公共产品都有真实价格,由使用付费的所谓准公共产品则由相关消费者支付真实价格中的私人付费部分,而另一部分则交由一个公共融资过程。比如上大学,一个大学生的“培养成本”,严格地说,就是提供大学教育服务的价格,是1万元;现在教育部规定学费是7000元,那么这意味着公共融资3000元。公私两部分加总的支付是给定制度、技术条件下的“真实价格”。但是这个真实价格依然是存疑的,因为如果制度不是给定,那么一个竞争性高等教育体系可能发现真实的价格不是当前的10000元/人。这里我们先搁置经由竞争性过程发现的一般均衡价格。我们回到财务幻觉。现实中的人,面对一项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在消费和享受此项产品的时候,如果行政当局给出一个公共支付比例,然后消费者自己支付剩余的部分,谁愿意拒绝这样的安排?从公立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从医疗到住房,日常生活几乎每个家庭都需要的这些服务,直接地看、短期看,消费者部分支付而不是全部价格,也就是消费者支付的不是真实价格,他认为自己在购买一项打折的、划算的产品 /服务,这里存在一个财务幻觉。他以5000元在购买一个一万元的服务,觉得值。在财务幻觉的支配下,民主,或者民意选择毋庸置疑会选择公共产品的制度安排,而不是一个竞争性市场提供的制度安排。只要有真金白银的支付发生,受到财务幻觉的影响,消费者都愿意选择少支付甚至免费享受。像教育服务这样的产品,从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维度检验,是纯粹私人物品;但是目前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法定的免费义务教育。纯粹私人物品变成公共物品,不是产品本身的技术原因,比如无法收费(非竞争性),而是财务幻觉的结果。我们可以设想三种状态,(1)现状(2)现状+自由准入(3)政府从教育、医疗保健、住房、养老等领域全面退出,因此市场恢复到一个普通产品市场状态。它们各自都有一套价格决定的机制。我们可以预测,三种状态下的真实价格一定是3最低。除了竞争性过程发现价格,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而1和2 都存在阻止竞争发现的人为力量在起作用,因此那种制度安排产生的价格/ 付费还有很大“修改”余地。

      2.迂回因果。理性为自然立法,而知识差不多等同于理性感知和推理所得的因果联系。社会科学所处理的复杂现象的特征是多因多果,迂回因果。我们的理性能力擅长于直接因果关系的感知。那些经过复杂而漫长的迂回因果表现出的“首因”和“末果”,我们倾向于简化为首因和末果的直接联系。当然所谓首与末的界定,是服务于我们在经验现实中实现目的之所需。更常见的是,由于理性的局限,我们并不是总是能在真实、迂回的因果之间建立联系。由此导致社会科学研究和政策实践中的重大争议。比较直观和深刻陈述此一论点的是巴斯夏,在“看得见的和看不见”一文中,巴斯夏促请人们关注政策的迂回的、间接的和未来的后果,而不是只盯着直接的当期效果。现行货币银行制度下,靠信贷扩张的确可以再短时期内制造出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人为的信贷扩张扭曲了资本市场的价格信号,进而扭曲投资行为,并最终靠更大的纠错(经济危机作为一种纠错方式)来调整。在公共物品问题上,民众受到财务幻觉的诱导,倾向于支持政府深度介入“公共物品”的提供,殊不知所谓政府主导下的公共物品生产并不会降低产品和服务的真实价格,实际上考虑政府成本,通常高于市场真实价格。人们通常难以理解,广义上的福祉并不来自于越来越多的政府主导下的福利生产和供给,而是来自于繁荣的市场(分工深化和交换)。因为,基于一种简单的财务幻觉,免费或低价获得公共物品和各类福利,是民众所能感知到的“实实在在”的收益。其实,这里的“实实在在”是一种财务幻觉。当然,我们这里忽略了政府主导下的福利供给的再分配效应。甚至,正是这种再分配效应构成政府主导福利供给的动力。但是,一旦从致命的短期分析的窠臼中跳出来,我们就会发现,恰恰是那些致力于市场繁荣的经济体,哪怕是对底层的民众也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正是因为整体的繁荣,相当一部分再分配行动本身变得没有必要。如何才能避免以革命或民主投票的方式迈向靠财务幻觉支持的福利体制甚至强制社会(在德索托看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制度性强制),我们就有必要把繁荣的迂回因果说清楚。这已经不是“懂得某种道理然后指导自己行动”那么简单的,因为因果关系的作用时期经常超过人们的耐心,甚至超过人的生命周期,“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信条和行动就会占上风。因此,那些跨越人的生命限制发生作用的因果联系,已经不是我们“选择”,而是制度在选择我们。制度选择的复杂基础很难探清,但至少我们可以获知,存在迂回因果,迂回因果的作用时间可以很长(超过几代人)。

      3.结构效应。结构效应本应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实际上只在解释经济周期中得到应用。探索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就可以从结构的角度解释。结构效应概念的重要性比七世纪得到的应用要大。所谓结构效应,是指那些无法还原的因果联系。斯密的制针工厂为结构效应提供一个明白易懂的案例。那些被组织进入一个分工结构中的工人的生产效率远远高于单干的人。事实上,不是一般的效率问题,而是能/不能问题,也即结构能做那些未被组织进结构的元素所不能,换言之,不仅是效率的极大提升,更恰当地说,结构产生了涌现性。也即是,元素被组织起来,产生了新功能和新性质,这些新功能和新性质不能在元素中观察到(复杂系统的不可完全还原性质)。仅从效率提升的角度,西蒙(1956)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西蒙说两个钟表匠组装钟表,钟表由1000个零件组成,甲按照从第一个到第一千个零件的方式组装,一旦被打断就得从头再来。而乙则经过设计,十个零件一个组件,十个组件装成更大的组件,十个大组件就组装成表。乙被打断的话,只需从头组装那个被打断的组件。假定打断的概率是1%,那么计算可得乙的工作效率是甲的4000倍。人类是万物之灵长,实在是因为几乎所有人类个体都被组织进入一个结构之中,联系这个结构需要大量的前提条件,把一些生物学性状作为预设前提不论,那么我们可以集中关注那些文化因素和更特殊的经济因素。意向性能力,语言能力,组织和价格机制正是人类以结构的方式存在和发展的核心条件。当然,经济学家集中关注的是货币和价格机制。用结构效应概念解释,掌握着不同知识片段的人类个体被组织进一个分工的网络,这个网络典型地具有层级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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