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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改革就是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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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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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大国如烹小鲜:盯住绩效vs.盯住规则  

2012-05-24 21:59:4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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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济体(经济系统)运行总要表现出自己的后果——经济绩效。作为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关键组织,即政府,究竟更多关注绩效,还是关注经济系统赖以运行的规则?制度经济学家的回答是后者。经济绩效固然可以为隐蔽问题的揭示提供一些可资利用的信号和线索,但是把绩效作为目标来维护和追求则是本末倒置。

以绩效为中心的治理,没有可靠的因果联系理论予以指导。受到20世纪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研究的影响,经济学中宏观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政府经济干预指导手册。通过一种掩耳盗铃的方式,宏观经济学有意无意忽视经济系统的结构和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发展出一些看似精确实则肤浅的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关系方程。然而,经济系统结果层面的宏观经济指标如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水平、利率作为因变量为一方,一系列政策干预措施如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投资规模作为自变量为另一方,此二者之间的联系,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很难说找到了二者之间的因果联系,至多,我们通过统计分析得到一些相关关系。统计学上一个简单道理,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经济学家Trygve .Haavelmo指出,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按照所谓的加总过程来研究经济社会的全部,……这是一个十足的错误。起始于现存的社会,我们可以把社会视为法律、规则的结构,社会成员在这个结构之内运作,当所有个体遵循这些规则时,个体对规则的反应形成经济结果,而经济结果又昭示各自不同的社会特征。但是,在实际政策操作中,在理论研究运未得出明确的结论之前,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普遍理直气壮地以假象的因果关“定律”作为政策操作的指南。经济系统作为一类复杂适应系统,其中的因果关系呈现出多因多果特征,同时,因果关系有许多严格的限定条件,政策操作者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不足以支持政府能够准确地把握出台的准确时间和火候。任何极端简化的模型和由此开出的政策操作都遭遇现实的困难。极端简化的宏观加总模型甚至从一开始就绕开了问题的核心。恰恰是异质性的个体是宏观有序的必要条件,因而从一开做对组成要素做一个同质化假定的模型必然失败。一部交响乐简化为一个音符,那是从华美音乐到汽笛声的转变,交响乐此刻已经不存在了。简单地以利率水平(通过影响投资从而)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为例,如果经济体出现短期的衰退,央行出台刺激性的利率下调,通常能恢复经济增长;但是如果是经济体的长期结构性变动,是一代产业的衰落和另一代产业的兴起,此时出现的经济下滑,靠央行的短期利率操作适得其反。关键是,政府如何知晓经济增长率从5%降到3%是究竟是一次什么性质的过程?

以绩效为中心的治理,需要持久地干预产权。对个于特定结果的追求,必然根据实际存在的因果机制倒逼到对过程和规则的干涉,其中危害尤甚也是最为常见的对产权的持久干涉。比如我们期待达到“理想”的经济增长率,不惜动用大量政府公共投资。这些短时间内通过税收、国债或超发货币(通胀)的方式积累的资金,在一个系统之内观察,最终都归结为对产权的侵犯。更不必说,为了达到理想的收入分配结果,政府更是直接动用税收手段,甚至直接征用手段在人际间进行大规模的财产转移,同样是对产权的持久侵犯。为了达到有特定的经济绩效后果(一系列指标予以说明),而从初始禀赋和制度条件到经济系统运作的后果之间,并不政府一般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初始条件和经济绩效系列指标后果之间,存在大致模式的因果联系,但究其精确的数量模式则可以断定是无法企及的。这就像音乐家创作一手交响乐,画家画一幅画,对于初始条件的精确刻画,也因果机制的细致研究,也找不到说明初始条件和艺术品最后形态之间精确关系的方程。由于我们没有目标和手段之间可靠的因果联系的知识,因此对产权的持久干预最终并不能达到政府预先想要达到的理想绩效指标。

回到秩序和规则。如果每一个组织都退守到自身恰当的角色,特别是政府把自己正确的理解为经济系社会系统之中的一个角色,放弃不缺实际的身份幻觉;并同时正确地把经济理解为规则约束下呈现的秩序,那么关注的焦点显然转向秩序及其制度条件。比如说,我们试图对中国当前严峻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0.5;城乡收入差距3倍以上)展开公共行动。基于秩序和规则的分析框架,我们首先想到的并不是直接去干涉收入分布后果, 比如动用累进税手段调节际间的收入分布,而是,我们需要分析是那些歧视性的制度安排导致一些人群的收入增长受到人为的抑制;哪些特权和优惠导致了不正义的收入形成机制,据此,政策推论是,当务之急是终止“错误”,即一方面终止制度歧视,使那些受到抑制的收入增长得以实现;另一方面终止特权和优惠,使那些不正义的收入形成机制被摧毁。在此工作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谈得上时下社会主流所理解的基于税收手段和政府主导下收入再分配的“收入分配改革”。首先,前面我们厘清的两个终止可能足以解决了问题的绝大部分,其次,即使仍有遗留,解决的办法也重在基于同意原则的慈善、救济、非政府组织主导的自我治理等方式,而这些方式是内生于与规则-秩序框架的。聚焦秩序,回归规则,可是规则本身是一个层级系统,包含许多规则子集。我们认为“启动一个开放的演化进程”是构建通往优良秩序的制度条件的元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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