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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改革就是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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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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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合作秩序的宗教基础——评秋风的“钱塘江以南中国”理论假说  

2012-03-07 20:41:2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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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是一种仪式化的由信誉予以强化的表演。正是这种“昂贵的表演”,传达了合作的可信承诺。宗教支持了人类的“脚手架理性”。宗教又是理性自负的敌人。正是那些宗教精神衰微的地区,理性自负高唱着凯歌所向披靡,社会工程师们的权力侵入到城市、乡村、宗族、家庭直至个人。最后,无一例外,一个原子化个人的世界成为所有乌托邦社会工程蓝图的现实版。

    看到人类在到非洲稀树大草原上生活也怪可怜的,跑不过狮子,打不过黑猩猩,于是“上帝”给人安装了“理性”,可是理性就像抗生素,滥用不得(滥用抗生素的后果可能是类似天花之类的新型病毒足以摧毁大部分人类,在有效对抗新型病毒的新抗生素发明之前,在广泛滥用的抗生素的进攻下,触发病毒的进化速度远远快于新药的发明速度),于是“上帝”又给人类安装了一把“宗教”的锁具,来管束桀骜不驯的理性。理性怎么也弄不明白:锁除了妨碍自己还有啥用?
    ——这是一个演化时间尺度上永恒的困境;这是一场演化时间尺度上永恒的战斗。哈耶克的直接意义是对抗20世纪的理性狂飙;哈耶克的永恒意义是为智性生物——我们,提供一面镜子——全面认识你自己。

    这就是我们从秋风“钱塘江以南中国假说”中得到的启示。

 

        儒家宪政主义的鼓吹者,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著名学者秋风先生提出“钱塘江以南中国”概念,认为钱塘江以南中国留存和发展中的正是儒家式现代秩序。我倾向于以一种合作秩序的文化演化视角解读秋风的理论假说。

      “钱塘江以南中国:儒家式现代秩序”假说。秋风指出,当下,中国处在一个大转型时期,这对于学者也是一个幸运。如汪丁丁教授一再表述过的,我们身处“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其实一直在变的进程之中。而这个变局,秋风提出一个希望,一个理想,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钱塘江以南中国留存和发展中的儒家式宪政秩序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目标所指。从题目解惑入手,秋风问,为什么是钱塘江以南不是长江以南?儒家如何现代勾连?传统的理解中,儒家与现代是矛盾的双方。主要从两个地理分布上观察,正是经济和文化地理分布上的重叠,作者发现一个重大秘密。A:经济增长快速,市场发达地区在地理上不是北方,也不完全在南方,更准确地说是在钱塘江以南地区。B:几经打击和摧残的儒文化,余韵仅存地区恰恰也是在钱塘江以南地区。A和B的重合不是巧合,那么二者是什么关系?秋风提出一个命题: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依赖于有效的社会治理。而正是制度(包括组织和规则)支持一定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秋风的假说:正是钱塘江以南中国儒家士君子/绅士支持了那种经济繁荣的制度。实证研究表明,儒家化的程度与社会组织化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儒家如何进入社会治理场域的呢?秋风认为孔子的理论就是在周后期礼崩乐坏以后重新让原子化的个人组织化起来的理论学说/信仰。秦以前存在一个我们今天所谓的封建时代,而秦以来,封建解体,秦制登场。秋风,让我第一次知道所谓“封建社会”终结于春秋战国,此后开始的时代,直至清末结束的实际上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或政治体制——秦制。简而言之,秦制就是专制制度。儒家介入社会治理领域从汉代开始。孔子所处直至汉初,是一个人的原子化时代:它表现为三个特征:世俗化、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孔子,这个秋风心目中的圣人,就是要把原子化的个人组织起来以对抗礼崩乐坏的趋势。我的理解,就是托克维尔的“联合”起来。儒家介入社会治理领域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华夏治理秩序”,秋风总结其特征有四:第一,士君子或绅士作为社会精英在社会治理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2,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自治,核心是宗族;3,私人产权和市场机制;4,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什么是士君子,什么是绅士?广东乌坎的林祖恋就是绅士,但还不是士君子。士君子有林祖恋那种人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和行动,而且还要有一定的知识和理论。按照秋风的解释,绅士略低于士君子。基于儒家文化的秩序是平民社会+私人产权,正是二者的结合必然产生市场机制。其中士君子和绅士的作用十分重要,类似汪丁丁最近强调的社会网络中集中了大量联接纽带的“结构洞”,或者我们可以把秋风的士君子称为“制度企业家”。秋风断言:没有君子,就没有自治。正是君子,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他们是一群愿意被别人搭便车的人。接下来,秋风的理论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是钱塘江以南地区?这是由于华夏民族长期受到北方蛮族的侵扰,基于地缘政治的缘故而不断南迁。华夏民族在东晋、唐末、宋元的十几个世纪不断遭受匈奴蛮族的骚扰和入侵而被迫南迁。一种方法论群体主义引入,秋风解释道,那些有能力且组织水平高的群体南迁成功并生存下来,这相当于在一种环境压力下的选择过程,筛选掉那些适存度相对低下者。或许,那些既无抵抗的北方自愿臣服于满足而留在了北方;那些儒家化程度低的人群在南迁过程中遭受失败而消失了。最后,筛选的结果,正是儒家化程度高的族群成功地扎根在了南方地区,特别是宋以后,钱塘江以南地区出现了文化繁荣和经济繁荣。整个中华文化,宋以后出现了地理上经济社会大逆转——南方优于北方。然而,儒家与秦制权力结盟是儒家宪政主义屡遭诟病之处。秋风专门讨论了儒家价值如何对权力控制反抗。这里存在一种张力,既有合作又有反抗。直接的例证可以从距离我们最近的时期观察到。20世纪中期,中国又经历了一次秦制化。对此,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甚至也不否认,说自己就是马克思+秦始皇。基于前述方法论假设,基于一种文化演化视角,我们认为,20世纪中期中国的短期秦制化绝不是某个人的政治蓝图设计,其背后的原因相当复杂,包括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的世界发展、日本入侵、中国地理特征等等原因,此处不表。我们关注秦制化降临时中国各地区对国家权力的全面入侵所作出的反应。结果是北方完全征服,今天所谓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之说,间接验证了当地经济社会结构的全面彻底的国有化改造。而在钱塘江以南中国则部分化解了权力下沉,展开了曲折的抵制和不合作,呈现所谓“地方主义”。当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和中国几千年形成的民情大相轩轾时,效率可想而知,二者的紧张关系表现为钱塘江以南中国的计划经济很不完整。一旦中央有松动,南方地区就出现地方主义抬头。50、60、70、80年代前后,至少出现四波的恢复私有产权和商业行动,著名的小岗村只是后来的第四波恢复行动。改革开放以来,儒家式治理出现更大恢复趋势。全面的儒家式治理秩序恢复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乡镇自治和社区自治;私人财产权利和市场机制;儒家价值的恢复、重建和发展;宗族和祠堂的恢复和新发展;宗族参与社会治理。

        我的几点疑问:儒家强调宗族和亲缘地缘关系,如何与一个开放社会的秩序扩展兼容,如何与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兼容?如何避免儒与专制权力的结盟或被专制权力改造和滥用?儒家宪政主义作为一种似乎唯一的社会解决方案本身是否是一种自负,如果真的“独尊儒术”,是否给一个社会带来无可预见的系统性风险?

        秋风的理论假给我们的启示,或者说坚定了我们如下看法:在制度条件和社会繁荣之间存在这样一条因果链条线索:生物-文化演化适应中的固有缺陷——包含理性在内的多种适应机制——存在理性不及——宗教基础(儒家或基督教等等),积极作用是提供信用支持、作为仲裁权威;消极作用是对抗理性的滥用——“礼”或其他习惯法——习惯法+正式制度——国家——现代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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