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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改革就是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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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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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边界、理性的自负和理性的谦卑  

2012-03-19 17:54:3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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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为一个远方的国家人民遭受炮击和枪杀而写,可是却发现也适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各种小小的群体——只需把民族国家换成你的理论和信仰。我强烈感受到,我们真正稀缺的乃是理性的谦卑——无论你多么心仪和忠诚于你信奉的理论、学说和信仰。

“珍视那些超越时空的价值观 ”——我们的理性需自觉持有那份应有的谦卑,实在是因为我们对于世界的感知只是七百多万年以来在适应中为适应而造就。因此,我们只是知道我们存活所需要知道的。现代性以来,在以科学为代表的理性之光的照耀下,理性谦卑的精神逐渐被淡忘、丢弃,直到一些人类群体受到下一次惩罚……

    信仰和价值观是一种理性节约安排,或者为理性所不及而被径直接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耶克说,是制度选择了我们而不是我们选择了制度。

    民族国家、战争和政府的存在,恰恰是人的理性、情感和本能诸方面存在固有缺陷的制度响应。正如联邦党人(第五十一篇,汉密尔顿或麦迪逊)说,政府本身是人性最大的耻辱。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

    既然是作为不完美的人类“性状”的制度响应,我们有何种理由把民族国家、战争和政府凌驾于那些无数时代形成的人类基本价值观呢?恰恰是那些经历了许多代政权更迭、经历了无数次战争仍然留存着的人际间联合的基本规则型构了基本合作秩序。用那些民族国家的理由、战争的理由、政府尊严和一国法律的理由,凌驾于人类数千年形成了的价值观,其实是一种野蛮的精神返祖。这种精神返祖表现在经济领域、日常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之中。它游荡到哪里,哪里就要经历一次局部的文明倒退。是的,演化,无论是生物的还是文化的,从来没有许诺“永远进步”。谁来许诺?谁能置身进程之外?

    人道主义,就是一种这样的价值观。它超越时代、政权和民族国家。在那些基本价值观在长期文化演化进程中得以固化以后,人际间的联合规则越来越精致化,以适应越来越复杂、范围越来越广泛的交换和合作。可是这一进程中一个意外的负面后果是,那些看似精致的、民族国家区域内的规则被人为夸大和神圣化,以至于那些奠基了文明本身的基础性规反倒遭到漠视甚至践踏,在当今世界许多地区,在规则的遵循序列和位阶上发生倒错是常态而不是特例。

      我相信在这些根本重要的规则被选择和被遵循的问题上,不是我们的每一个个体的理性思考的结果。固然,每一代总有一些智者思考着这些问题,并不同程度地洞察了其中的奥秘。可是根本重要的基础性规则得到遵循是群体选择的结果。因为作为基因-文化协同演化造就的人类个体,其感知能力和感知阈限由环境形塑,我们只需要小范围和短期化地感知和表达重要性。于是,永远不会出现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基于多数决定的明智决策,这种决策在人类理性的作用下终于洞察了通往高度秩序的全部制度条件。据此,美利坚和整个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出现和成长,只是一个文化演化中的偶然。

    出于对型构社会秩序的那些历久弥坚的传统的敬畏,保守主义者埃德蒙.伯克一再呼吁我们持守“理性的谦卑”。以同样的理由,我们呼吁在诸如人道主义等基本价值观面前,一个民族国家政权应有的敬畏和谦卑姿态。

  网上一段叙利亚的视频,非常逼真地展示了国家暴力机器下平民的无助。噼里啪啦的枪弹呼啸而过,生与死就在一瞬间。试图制止那里的暴行的国际行动屡屡受挫。

    不是我的情感太激越,是因为那一刻我感到周身笼罩着一种真实的恐惧。我质疑一个具有暴力潜能的组织开枪的理由。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这种生物的心智还多么不完善,不成熟,表现出异常不宽容、理性狂妄和行动上的残忍。大大小的灾难,政权的不宽容,还有经济学家熟悉的计划经济试验的灾难,凡此种种,追溯起来似乎都与现代性以来理性谦卑的精神被丢弃有直接的关系。

也不是想有效地感召大众,是一种重要性的感受迫使表达。

理性,是黑夜中田野里一只萤火虫,它的光芒照亮的区域十分有限。萨缪尔森、勒纳、阿罗等卓越才智之士却非常不恰当地把黑夜中的萤火虫视为普照大地的太阳。这是态度问题,是恰当理解和评估我们的理性之起源、演化与适用边界的问题。是的,揭露和指出滥用理性非常重要。但是理性滥用的最终解决之道是否诉诸理性本身,很难断言。说很难断言,不是说我们放弃理性思考,而是,我们必须直面方法论集体主义,引入群体选择思想——在那些理性不及情势中,是制度在选择我们,不是我们在选择制度。哪些群体在“尝试着”滥用理性,如计划经济试验的那些地区,哪里就会在文化选择压力下出局,如东西德国的合并、20世纪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溃败。不会有纯粹的群体选择压力下的制度清除,人的主体性始终存在,有顾准那样的独立探索者。中国的计划经济的终结主要是群体选择压力的结果,而基本上不是在领袖人物的“大智慧”引导下有意识的改革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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