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业进教授博客

    正因为如此，哈耶克一路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的地位需要被重新评估，他们的经济学思想和政治哲学思想，不仅迎战了20世纪由疯子和呓语文学家们发起的一场场狂飙运动，更具有文明演化进程中的清道夫之永恒意义。其永恒意义在于揭示始终存在于文明进程中的紧张关系；在于提醒人们一个包容性制度结构之于文明持续的重要意义；在于揭露形形色色的通过政治程序、政治仪式、政治话语包装出来的谎言和骗局。

错误，是我们理性能力更可能有把握的判断。而正确，则极有可能一时一地的偶然。我们可以不知道原因，但知道是错误的结果，便可以标记为“错误”。错误，我们可以方便地不知道原因而判断结果的错误，如果这种因果联系属于错综复杂的多因多果的情形则更是如此。

在一种领域，一种最终的最优形式，比如说，“最优良的制度”，从方法论上是无法证明的。但是以制度研究见长的张五常教授断言中国的县域竞争是世界上最优良的制度，县类似于一间大公司。还有其他擅长宏大叙事的哲学家、疯子、经济学家论证其他某种制度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最终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从寻优的窠臼中解放出来，转而从准确把握理性能力的限度出发，谦卑地承认我们并不知道,或者承认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制度的涅槃世界，那么，我们就会从制度结构的包容性角度思考“优化”问题。

一种制度结构，就像一个池塘，或者一个试验场，在时空上包容各种各样尝试性的制度安排，用以形成人际联合或者问题解决方案。在其中，解决某个或某类问题被证明是错误的一种制度安排并不代表执行人的愚蠢，也不值得惩罚（人格化的），而是相反，提供了探索的路标。在包容性的制度结构内，错误都是有价值的路标。判断制度结构优劣的和核心是包容性。制度结构本身具有演化特征，而不会能一夜之间有一群人通过开会的形式达成一个关于制度结构的契约。包容性的制度结构搭建在理性的长河之上。在包容性的制度结构中，错误总是在发生并被排除。关键是，这种“是错误的”主体是探索者自身，这种错误的制度安排被排除是以一种非人格化的方式，最终通过系统演化中的报酬反馈机制实现的。

有一种貌似批判理性主义的“证伪”，他们也会说，这个是错误的，不搞；那个是错误的，不搞……如此等等。他们也会像上面描述过的包容性制度结构中的证伪和排除一样，看起来在做证伪判断和排除的工作，可是，关键是，对于错误的感知并不是探索者自身，而是独立于探索者之外的他者，他在取代探索者替代探索者作判断，排除的工作也不是非人格化的通过系统演化中的报酬反馈机制实现，而是赤裸裸的强权，强行正确（模仿一下Nozic的“强行正义”，enforcement of justice）。这是一种伪装的批判理性。这种伪装的批判理性以超人的智慧自居，体现出对其自身理性能力的其致命的自负，根本上与真正的批判理性主义毫无相同之处。

强行正义被人们所不齿，但“强行正确”居然还在中国盛行。其实二者有内在的相通，前者持有一种无厘头的道德优越感，后者持有一种无厘头的理性能力优越感。拨开其面皮，都会发现其“孩童般的幼稚”，这种孩童般的幼稚用政治仪式和政治话语一包装，则极具欺骗性。不要忘了，文明有其内在脆弱性，即“遵从”是文明的一个重要构成条件。伪装的批判理性主义者，真实文明演化进程中的汪洋大盗，他们盗取文明世界人们遵从的文化本性（相对于生物演化中的本能），挂羊头卖狗肉，推销自己的孩童幼稚般的想法——冒充某种终结真理知识，容不得任何人从事新的探索。遵从的天性让一出生就抛入传统的人们简单第采取“相信”从而快速地习得存贮在传统中的适应性工具，汪洋大盗们又有意无意利用注意文明演化的构成性条件以独断的方式推销自己的私货，由此构成文明演化的一种紧张关系。一方面文明程度越高，每一个文明世界新生代自我亲自探索和检验的知识比例越小，因此遵从的可能性更大，遵从也因此更有其必要性；另一方面盗贼们对于丰裕的文明世界驾驭欲望可能更高，得手的可能性也更强，只要他们善于欺骗，干预欺骗，敢于通过合法政治程序和途径去包装和合法化自己的私货。

正因为如此，哈耶克一路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的地位需要重新评估，他们的经济学思想和政治哲学思想，不仅迎战了20世纪由疯子们发起的一场接着一场狂飙运动，更具有文明演化进程中的清道夫的永恒意义。他们的理论的永恒意义在于揭示上面的紧张关系，在于始终提醒人们一个包容性制度结构至于文明持续的重要意义，在于揭露通过政治程序、政治仪式、政治话语包装出来的形形色色的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