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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改革就是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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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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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扮的市场”、“戴着镣铐跳舞”还是制度创新?——再论成都和重庆的试验  

2011-09-15 00:23:0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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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幸聆听到中国农业大学何广文教授、中国社科院李人庆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院冯兴元研究员到成都和重庆实地调研后所做的两地土地制度改革的报告,人民大学的陶然教授做了精彩点评。来自巴拉圭的Liliana和泰国的Orapan两位经济学家报告了他们各自国家的土地制度改革经验。

      听过专家们的研究报告以后,我觉得简单地对成都和重庆改革试验做一个好坏、优劣的判断是武断的。深入的研究使得贴标签式的判断意义甚微。关键是,试验揭示了什么,试验的本质是什么,转型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哪些一般的经验。

      成都重庆两地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涉及到土地、户籍、基本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的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或核心内容。成都试验强调确权--流转--规模经营。许多制度安排创设出来用来实现确权、流转和规模经营。其中涌现出来一些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制度改革探索。确权的时候,对于房屋颁发的是集体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对于农地颁发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房屋产权证的一个重要用途是可以用于提供担保融资。在土地流转操作中,出现了制度安排的多样性:土地股份合作社(订单生产、入股农民优先务工、按股分红);股份公司;家庭适度规模经营;土地银行(进一步演化成股份公司);业主租赁(政府划园区、统一品牌,农户可以自己做业主,也可以把土地转让给园区,或者加入合作社);大园区+小业主。何教授报告,在彭州有16%的农户涉及土地流转。在流转中委托给村组流转的占35%,而自发的占33%。

      当面对如此丰富的制度安排多样性,怎一个私有化可以了结。由于基于一个给定的书面上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确权中被迫戴着镣铐跳舞,区分了好几种确权证书。如果基本上属于一个私有土地制度,确权更多是技术问题,而不是制度问题,确权变得相对简单。同样,所有流转的多种制度安排中,任何一种都带着集体所有帽子以承包权参与市场缔约过程。后面我们将说到,“承包权”的名号不是大问题。

      在何教授的报告中,主要涉及农地的流传和规模经营问题。改革中出现丰富的制度安排多样性,我们认为出现了制度创新的因素。但是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在既有制度框架下戴着镣铐跳舞的情形。   这种扭曲的改革形式一旦带入强制色彩,如强制卷入规模化经营,无论来自政府的还是大公司的,那么改革就演变成“装扮的市场”。

      李人庆教授谈的是重庆试验。重庆的的试验是土地-户籍-基本公共服务联动,有强烈的政府有意识推动和加快城镇化步伐的意图。重庆在主城区、区县、小城市分梯度全面开放户籍,这必然涉及到农村的土地,宅基地和农地。同样,重庆的土地制度改革也有强烈的戴着镣铐跳舞的特征,所谓的“地票制度”和“地票交易”正是在既有集体所有制和土地用途管制的制度前提下,城市增加的建设用地用农村复垦、建新拆旧等方式置换,以保证耕地总体不减少。这种操作被称为指标交易,“增减挂钩”。重庆的土地制度改革划定了红线,叫做“三个不得”: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改变;农户权益不得侵占。农地本身的规模经营问题没有在李教授的报告中得到更多呈现。

      重庆的试验已经在戴着镣铐跳舞的特征向装扮的市场偏移,并更多呈现出一种“装扮的市场”,试图达到真正的自由土地市场所能完成的资源配置任务。其中,工程技术思维操作痕迹非常显著。比如这种划算的指标被计算出来,如果一个农民进城,平均可以节约出170平米的(宅基地用于)建设用地。

      如果我们不从根本有一种分析范式的转换,就很容易对所谓地票交易、增加挂钩这种在现有制度约束条件下伪装的市场化操作所迷惑。我所说的是从资源配置范式向交易范式的转变。在交易范式下,任何政策指向是为交易创造条件和保障交易安全,避免交易欺诈,至于大量的交易呈现什么样的城镇化进城,是否恰好增减挂钩,增减一致,以及平均而言一个农民进城带来的建设用地的增加,所有这些,都变得不相干,几无意义。有意义的是,交易存在哪些障碍;用途管制到何种程度,如何通过一个公共选择过程就用途管制的规模和限度达成“宪政”规则层次的一致,等等。即使在现有土地用途管制的制度前提下,交易范式的分析也完全不同于资源配置范式,最核心的是,交易范式关注的中心不是结果事态而是交易本身,而工程技术思维的政策操作则关注作为结果的城镇化进城,关注多少土地通过增减挂钩实现了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

      结合两个案例的分析,总结如下:

     第一,不要有意混淆土地通途管制下的制度反应与土地制度改革,偷换改革对象。

     第二,不要试图自作聪明模拟一个自由土地制度和自由土地市场所能做的资源配置事务,任何模仿都是拙劣的,难以企及的。

     第三,土地资源,连同土地资源上的那些农民,如何使用土地和劳动力的问题是一个知识和信息问题,因而,土地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知识利用制度。判断一种制度和政策操作的重要维度是,何种程度上利用了那些与土地相关的于农民自身相关的局部知识。

      第四,那些隐藏在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中的机会,真正的发现者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是企业家精神导致价格发现和新制度的发现。

      第五,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使用权”还是“所有权”不是问题的重心,名不顺多少回影响一种制度的执行和制度的适应性,但是把使用权当成所有权用,它就变成了所有权。无论使用权还是所有权,都是一种制度性事实,或者如哈耶克说定义的,“社会科学的事实”,它的含义取决于约定和认同。

      第六,判断政策的几个标杆:是否基于当事人同意的交易过程;是否纠正了改革以前的错误;是否促进了分工深化,特别是农业分工深化;是否开启了一个包容多样性的演化进程。

      成都试验和重庆试验的积极意义在于改变本身而不在如何变化的内容。二者的改变都同时包含了制度创新、戴着镣铐跳舞、装扮的市场三种成分。成都试验更多呈现戴着镣铐跳舞特征,重庆试验更多呈现装扮的市场特征。基于这一判断,我们认为,成都试验和重庆试验,经验是宝贵的,但远不足以用于指导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大幕还只出现一线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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