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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改革就是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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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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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和狐狸的不伦之恋  

2011-06-11 22:53:2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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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50年代,以赛亚.伯林直面的、感到尤其紧迫的主要危险是“刺猬”的危险;在伯林去世次年,德沃金在1998年纪念伯林的研讨会上提出,只有伯林所指的那种危险吗?难道当前时代我们不是感到“狐狸”的危险更真切、更紧迫吗?而我则要指出的是,可能伯林和德沃金都没有想到的的是,有一种更真切的危险叫做“刺猬其里,狐狸其表”。

      首先我们有必要重温以赛亚.伯林1951年发表于《牛津斯拉夫文集》中的《刺猬与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关于刺猬与狐狸的界定。启发伯林的刺猬与狐狸一语出自古希腊诗人阿基洛斯科一句“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意思是狐狸机巧而刺猬专于一计。伯林把这个区分作为一个比喻引申到思想领域。有两类思想家,其中刺猬类思想家的特征是,“凡事归系于某个单一的中心识见、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条理完备的体系,而本着此识见或体系行其理解、思考、感觉;他们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普遍、具有统摄组织作用的原则,他们的人、言论必惟本此原则,才有意义。”狐狸类思想家的特征是:“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往往互无关联,甚至彼此矛盾,纵使有所联系,亦属于由某生理或心理原因而做的‘事实层面’的联系,而非道德或美学原则;他们的生活、行动与观念是离心式的而非向心式的;他们的思想或零散或漫射,在许多层次上运行,捕捉千百种经验与对象的的实相或本质,而未有意无意办这些实相或本质融入或排斥于某个始终不变、无所不包、有时自相矛盾又不完全、有时则狂热的一元内的识见。”伯林声明这种区分是大致的,精确刻画则反致谬误。更加粗俗地刻画,刺猬与狐狸的划分是,一元论对多元论;一与多;本质单一对成分混合。伯林在刺猬与狐狸一文中视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天性是个狐狸,却自信是刺猬”,总体上,托尔斯泰还是狐狸类文学家和思想家。在刺猬与狐狸一文中,伯林花了大量笔墨在托尔斯泰的历史观,以及托尔斯泰和麦斯特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对比分析上。麦斯特这个反动而深刻的神权政治思想家,教皇权威辩护士,“侩子手之友”,被伯林挖掘出来是现代法西斯的先锋,一直在伯林的作品中有较大份量。在刺猬-狐狸谱系上,靠近刺猬一端的有卢梭,靠近狐狸的有普希金、莎士比亚、麦斯特、屠格涅夫等。

      伯林以多元主义思想著称,自然归于狐狸一类。狐狸思想家尤其反对那种以某种完备性学说为蓝图谋其人类社会幸福的研究路数。在本文中伯林多处刻画了以普希金、托尔斯泰为代表(尤其是后者,作者《刺猬与狐狸》一文的主角)的狐狸洞见。关于历史观的部分,伯林的研究与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研究很相似,结论基本一致,即所谓历史规律乃是理性之谬的结果。从历史观这个领域,可以很好地考察托尔斯泰的狐狸特征。托尔斯泰“本能上不信任抽象、无从触摸、超自然之物”……反对浪漫主义、抽象条理、形而上学都,反对历史研究的科学与实证路数。(34)伯林把托尔斯泰的研究精神归属到十八世纪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生机勃勃的经验主义(科学精神?)行列。狐狸类思想家的历史观看来,历史不是科学(今人不可误解,当说某门学问不是科学,绝不是贬低这门学问,而是说对于那种主题,科学方法所不及),社会学僭称科学。决心想把历史当做科学来研究的,当属孔德和马克思。“孔德效法师门圣西门,欲变历史为社会学”,“马克思力索历史进化之通则,……诸家之中声势最壮,也最不成功。”托尔斯泰认为不可能把科学方法移植历史领域,通过自历史资料的仔细分析,找到历史必然规律,预测未来。托尔斯泰说,“我们如果承认人类生命能用理性加以规矩编制,生命的可能性就毁灭了。”历史中没有可资指引未来的可靠定律,那是因为决定人类生命之因素千百种,历史学家只由其中择取某个单面。各种历史叙述,多为历史事件的罗列,而遗忘了精神——内在事件,即人类最直接、最真实的经验(平凡日常的络绎不绝的私人资料,如个人经验,个体间的特殊关系,个体的各种感知、偏好,身心变化的刹那,才是实在)。(38)与那些英雄史观不同,托尔斯泰提出一项诡论:军人和政治家是塔尖,距离匹夫构成的塔基遥远,而匹夫匹妇的生活构成历史的实际原料,距离塔基俞远的任务,对历史的影响愈小。40据此,托尔斯泰推翻法学家、道德家、政治哲学家的历史理论以后,进一步推翻了自由主义的历史理论,推翻了号称科学的社会学的历史理论。那些号称科学的历史理论和历史观,乃是拉普拉斯妖在历史理论中现身。托尔斯泰质疑人类受制于历史铁律的说教。但托尔斯泰又认为因果之链是存在的,不管我们有无感觉;幸好我们感觉不到,要是感觉到他的分量,我们就存步难行。生活的基础在于快乐的无知。历史是连续不断的流、是网,你截住、切片、提取样本来研究,你研究的已经不是你原来想研究的对象了。那么我们怎么了解历史?托尔斯泰的方法是,“我们最好以我们事实上对世事的了解,作为对世事的了解,……以常识为本”,托尔斯泰反对一切乐观的理性主义,以及种种信心十足的社会工程,说历史绝不是历史学家假定的“力量”“心灵活动”“目的”促成,力主一种取历史极小事件而求积分的研究方法。或许是受卢梭和麦斯特的影响,托尔斯泰又鼓吹一个无所不包的洞见,宣扬将多层次简化为单一层次。后来,他根据农民的标准来简化一切。农民,也许在托尔斯泰看来还保存着卢梭所谓高贵的野蛮人的特质。“简朴的农民是自然美德的蕴藏所”,此外托尔斯泰赋予家庭生活一种极高价值。61-63托尔斯泰历史观的基础是反智主义、反自由主义、非理性主义的。(63)他认和叔本华都认为,历史上,最聪明、天赋最高的人所能控制之事也极其细微;世界历史是由千万有秩序运动所构成,对这些因素,他们所知也极为稀少。妄称觉察到这个秩序是最胆大妄为的瞎说, 你觉察到只是了无意义的一团混沌。(66)

      从文章的第五节起到终了伯林一直在谈麦斯特对托尔斯泰的可能影响、托尔斯泰与麦斯特的思想异同。据考证,托尔斯泰在写《战争与和平》的时候,阅读了迈斯特的书信和札记。迈斯特,一个看他的作品感到刺激、惊险的人物。伯林把他归为现代法西斯的源头。“18世纪末以写作反革命小册子成名的萨瓦保皇分子,信奉正统天主教的烦的反动作家、波旁王朝复辟的支柱、教皇权威的辩护士。”(67)在迈斯特的眼中,人类野蛮而邪恶以至于无可救药,永久杀戮不可避免,战争史神意所定。要在人间建立秩序,或文明和秩序要想长存,需要绝对权威、惩罚和不断压制,为了维护权威。自我牺牲的激情在人类事务中具有压倒一切的重大作用。迈斯特秉持全面的非理性主义,他大胆断言,若是与自然力相抗,人类理性不过一薄弱工具而已;以理性解释人类行为,很少能解释清楚任何事情。迈斯特举例,非理性的制度如君主世袭和婚姻制度,都能累世长存。理性设计的东西,也能被理性设计所摧毁。迈斯特钟情于战斗,动物植物、个人、国家,一切层次的生命都在野蛮战斗。生命即战斗,源自上帝所深植的嗜血、自我殉道渴望。(70)迈斯特此论也有一个非常有趣而深刻的推论,比较符合苏格兰道德哲学传统的意蕴,即理性之士试图由规划社会生活来臻于和平和幸福,迟早因其薄弱结构趋于坍塌。在一元论的拒斥上,迈斯特和托尔斯泰都认可“事件之第一因神秘难明”,都将人类意志视为无物。伯林深刻的洞察力看到,继宗教战争而其起的第一道乐观理性主义(一元论,刺猬)大潮撞击着惨烈的法国大革命,以及随法国大革命而起的政治专制与社会经济疾苦。伯林的第二道乐观理性主义浪潮应当就是他所经历的20世纪的恐怖。理性主义运动给人类带来直接结果是科学和技术,而其思想观念和付诸改造社会的狂想带来的后果,如唯物质社会主义、集权的新封建主义、铁血民族主义以及所有激进的反自由运动,被人们忽略了。迈斯特和托尔斯泰或隐或明看到了,感觉到了这些。因此他们怀疑一切科学方法滥用,不信任自由主义、实证主义、理性主义,看不起政治改革家和知识分子。迈斯特的严眼中,西方启蒙运动乃是西方世界开始腐烂的开始,法国大革命乃是神对背弃基督教信仰者的惩罚。迈斯特心中的教皇神权绝对权威,在托尔斯泰那里则是未经腐化的人心与单纯的四海兄弟之爱。迈斯特信仰权威,因为权威是一种非理性力量;人都是野人,彼此相残活剥,杀戮,此为一切众生之常境。迈斯特相信人犯罪难免,人必须服从,审讯和惩罚是最重要的事情。其间,侩子手是社会的柱石。(77)托尔斯泰和迈斯特反对以理性之见规划社会的企图。“对借理性手段、由实行良好法律或传播科学知识以改善社会,二人都横加讽刺……对一切时髦解释、所有社会灵丹妙药,尤其是凭借某种人为公式而整理和规划社会,……对一切专家与一切技术,一切世俗信仰的高远声称,以及理想主义者用心良苦的改善社会企图。”二人都持怀疑和反对态度。而此二者反对的那种思潮和运动,正是我们开篇指出的第一种危险所在。

       前面对第一种危险的表征有所描述,但是一种危险之所以危险的根源何在?因为社会科学的事实和现象,“凡发生之事,都是一张网,由事件、对象及特征结成,“因果关系之网”(81)厚厚纠缠,复杂难解。既以无数无法辩解的环节相互系扣而成,又由无数有形无形的间隙与突断与之区分界隔。”(79)这是空间维度的复杂,难以隔离分析。在时间维度,以社会科学的现象以流的方式存在,总表现为时间特征。有如物理中的“湍流”,一旦你去提取、截留、“切片”以细致分析之,“湍流”其实已经不存在,你分析的其实是静态的液体。实际的智慧大致都是关于无可避免之事的知识。任何不可避免,并无任何证明或科学的理由可以解释,但是视其为不可避免,是一种稀有的能力,这种能力叫做“现实感”(sense of reality)(伯林有一本书的名称是《现实感》)。伯林还总结一个“媒介说”,以说明人类一旦为不可为之事导致第一种危险。我们人类生活的世界有两部分,其中一部分“能以理性、科学、精细计划的方法发现、分类、取为行为依据”,另一部分,占主要部分的那部分,是一种媒介,我们浸没于这种媒介中。这种媒介,我们认为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我们无法由外观察它;无法辨认、测量、操纵它。它无法从流中被提取出来单独分析,科学观察(伯林说生命和经验是一种流,一切经验都带有时间和空间特性)。社会科学的事实,几乎都有这样的特征,当货币这种东西,你把它从信用之网中提取出,做物理化学分析,根本就无法得到理解,与货币的本质南辕北辙。狐狸类思想家认为科学所涉的合法领域应在“社会、道德、政治、精神世界”之外,因为这些世界所浸没的、无法检视的现象比例过高。在认同这一点上,伯林认为托尔斯泰根本不是刺猬,“他所见者不是一,而是多,……他看到的是一个比一个细微,一个个充满个性的事物”(87)。.

      就像探测器不能探测自身一样,我们因为生活在一个一个巨大的图式之整体中,并且依次整体而获得生命和理性能力,才可谓有智慧,而难以用科学方法予以分析之。浪漫主义、感伤主义、历史决定论患者、“侵略性科学主义”都犯了为不可为之事的毛病。托尔斯泰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经验知识,此外别无知识。用今天的话,托氏强调情境理性,“我们就我们,且生活于有其特性——物理、心理和社会特性——的处境之中;我们的所思、所感、所为包括我们设想现在、未来或过去可能有何选择能力,都为这些处境所限制。”更因,“世界是一个体系、一张网。”(89)世事如棋局。就棋局而言,企图根据给定变量的参数(如下棋人和环境全部参数),推导出棋局是绝无可能的。由此,“若将此法应用于现实世界……根据你的因果律、概率知识,来讨论某项未曾实现的计划或某件未曾履行的行动……将遭遇可怕的困难。”(89)狐狸思想家告诫野心勃勃的“科学斗士”,最好不要妄图计算不可计算之无物(想20、3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论战,米塞斯、哈耶克不正是告诫精英们或计划者不要妄图计算不可计算之物),不要妄称世界外面有个可凭测量和可以改变一切的阿基米德支点。最好不要削足适履,以理论套取现实。(92)伯林深感托尔斯泰的两难,说这只狐狸苦苦追求刺猬的洞见,康康谋求一个一元论的人生观(而不得),“他的天才专工破坏”。

      托尔斯泰是人类皆兄弟的福音使徒,迈斯特是为暴力、盲目牺牲与永恒苦难之说骨鼓吹的辩护士,二人都是目光敏锐的狐狸,迈斯特是反动的托尔斯泰,(92,94)这是伯林对二者思想特征的最简练概括。毋庸置疑,观念史梳理的背后,表达的是伯林对刺猬可能产生的危险的警惕和预告。说20世纪是一个刺猬类思想家思想发作和制造灾难的世纪,我怕伯林不会反对。

      可是,德沃金指出,伯林的思想极具原创性,刺猬的危险我们都同意,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狐狸那里也存在同样的危险。”(以赛亚.伯林的遗产,2006:66-67)德沃金敏锐而尖锐地指出,正像暴君曾力图诉诸那种所有道德与政治价值都能和谐共处的理念来正当化重大罪行……谋杀行凶都可以得到辩护;同样,另外一些道德罪行也可以通过诉诸相反的理念得到正当性辩护:这种相反的理性宣称:各种重要的政治价值必然冲突,在这些价值中不可能作出可以辩护为唯一正确的选择,因而牺牲我们所在乎的某些事物是不可避免的(如宣称以低人权求发展,森批驳这种谬论)。德沃金举出的例子是,平等与自由的冲突;扶助社会弱势群体与征税导致财产权受侵害的权衡;塔利班剥夺妇女的医疗保健,他们说有他们的价值观。同样的伊斯兰的对不忠诚妇女的石刑,他们说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所塔利班和原教旨主义者有他们自己组织社会的方式,说他们有他们的选择,我们有我们的选择,德沃金质问,这些说法我们听了都少次了?这不是很符合狐狸思想家的宗旨吗?而多少罪恶假汝而行。德沃金认为伯林当时的警惕是有具体历史情境的。两种自由概念发表于1950年代中期,当时斯大林主义盛行,法西斯主义还在散发腐尸气味。在当时,文明看来更可能受到刺猬的威胁。而在当代美国及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狐狸可能是更有威胁性的野兽。

      德沃金用如下例子说明价值之间的冲突是有解的,以此驳斥伯林所坚持的美好的事物之间无可避免的不兼容,甚至冲突。例一,在自然灾害中很可能救助所有的受难者,而使一部分人不能幸免于难。在战争关头,丘吉尔认为他不得不牺牲Coventry的市民,不对他们就即将来临的空隙发出警报,这是为了保守盟军已破解德军密码这一机密。例二,沉浸于工作,而同时又要致力于家庭的责任与快乐。例三,如果平等意味着每个公民获得体面的医疗,不因缺乏医疗保健而死去,而征税又违背自由,征税可能导致对富人财产权的剥夺。例四,我们一方面坚持言论自由,一方面有人听到有人骂黑女人是黑鬼,有人说希特勒是正确的,犹太人应该被关进毒气室。类似地,中国的例子,孝顺父母vs.夫妻协商、夫妻平等。例六,宗教义务vs.道德义务。例七,城市建设中的保护与建设。例八,死刑的存与废。基于一系列例证,德沃金的如下经阐释非常具有意义:我们应该从这里开始,……我们主导性的政治价值——自由、平等、民主、正义及其他——是我们在抽象意义上都共同肯定的普遍,理想。这种抽象层面的一致是重要的,我们同意以下原则是根本性的:公民不被政府以侵犯性的方式所强制;经济结构要对人们予以平等关切;以及人民的自治等等。德沃金进一步说,这些抽象原则在应用到具体情形中如前述医疗保险可能意味着多征税,从而导致对富裕者的财富转移是否视为侵犯性,我们要回到先前的抽象原则,尊重为维护那个最初达成的一致。德沃金其实具有强烈的罗尔斯正义原则倾向,特别坚持差别原则并没有违反自由。或者,各种可欲的价值至少可以共存。德沃金为差别原则的辩护是无力的。但是德沃金提醒我们这个时代狐狸也是危险的,这个至关重要,切中时弊。以相对主义为武器,为暴政和极权辩护的狐狸必须被揭露出其丑陋的原形。

      我想伯林为多元主义辩护丝毫不表明他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他自己也声明过)。在刺猬的批评者伯林和狐狸的批评者德沃金之间,其实他们所秉持、所看重的价值,是以某种结构的方式存在的。用诺齐克的乌托邦框架模型可以在这里很好地借用和解释。伯林和德沃金作为两类典型的有差异的思想家,其实在一个最基本的思想的“联邦层次”共享了自由、正义、自治、平等,这个层次的共享价值可以称为罗尔斯所乘的交叠共识。德沃金和伯林,罗尔斯和诺齐克差异再怎么大,总存在广泛的交叠共识。在这个基础上,存在各自心仪的价值观“特色”,或者价值观的乌托邦。德沃金、罗尔斯可能偏好福利和结果上的平等,如人们有医保;伯林、诺齐克可能更偏好消极自由。他们都不同意,以多元价值观的名义侵犯联邦层次的自由、正义、自治和平等价值等交叠共识。多元,并不意味着没有底线的交叠共识。如果是伯林发表两种自由概念的时代主要应对斯大林主义对文明的侵害;那么德沃金所指今天这个时代主要应对的是打着多元主义的幌子行极权和暴政之实的一类威胁。

      有必要指出的是,伯林和德沃金可能没有预料的,有一种情形伪装德更隐蔽。你说他是刺猬,他摇身一变成狐狸;你说他是狐狸,他原形毕露是只刺猬。这就是新时代的新危险,一种危险的变种。

参考文献:

马克.里拉,以赛亚.伯林的遗产,新星出版社,2006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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