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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改革就是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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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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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超出救济意义的社会保障向旧体制复归  

2011-03-07 00:24:0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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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四大领域的福利政策从形式上大有向全面福利社会进发的势头,所谓民生为要。以医疗和住房为例,国家发改委的官员解读如下:“第四,医疗保障提出要让全民享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城乡三项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要新增6000万人,在政策范围内的医保基金支付的水平要提高到70%以上。第五,要提高住房保障的水平,未来五年,要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3600万套,今年1000万套,明年1000万套,后面三年还有1600万套,使保障性住房的覆盖率达到20%。”我们简单计算一下,36000000套住房,每套住房按照三口之家计算,这意味着为108000000,一个亿的人口住保障房。未来五年,在这些保障房所在的城市,考虑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原有无房户两个因素(前一个因素还是是个未知数,因为严厉的户籍制度还没有实质性松动的迹象),净增无房户人口3亿人,这意味着,有33%的人口住保障房。如果考虑未来户籍制度改革没有进展或者失败,则真正进程买房的人口还要减少,33%的比例还会提高。
    我们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经由政府融资提供的社会保障,仅在救济意义上才具有正当性。并不是由政府融资搞的福利工程解决的人口数量占比越高越好。原因在于藏富在民与藏富在国的根本选择;在于资源的主体赋予政府行政机关还是个人和企业;在于一个全面管制型家长制国家还是一个基于公民自主治理的国家;换言之,在福利和自由之间的根本抉择。如此一来审察我们的住房、医疗诸项社会保障政策,就大有疑问。我们不禁要问,需要救济的人口占到33%?有这么高的比例的人口需要救济,是不是居民收入占有比例太低,人民太穷了?如果是,那么政策的基本走向不是更大规模的“救济”,而是通过土地改革、大规模减税形成新的财富分布格局(通过征税和其他途径集中于政府的财富和集中在居民个人和企业手中的财富比例)。如果说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维持在10%的水平,而需要救济的人口占比却越来越高,那是极为荒唐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唯一的解释是政府通过不恰当手段占有了这个国家太高比例的财富,纠正的办法不再于挑战救济意义的社会保障信条,试图举办更大规模的福利工程消化政府占有的财富,而是减少政府占有的财富比例(注意,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39.8万亿元,年均增长11.2%。全国财政收入83080.32亿元,比2009年增长21.3%。全国财政支出89575.38亿元,增长17.4%。全国财政收支总量相抵,差额10000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9109.94亿元,完成预算的213.2%。 其中:中央财政收入42470.52亿元。地方本级收入40609.8亿元,加上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32349.63亿元,地方财政收入总量72959.43亿元。名义上,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为21%,似乎与世界各国的比例相当,其实实际宏观税负远高于这个比例,陈志武(2009),冯兴元(2009)的估计数都在50%以上.其中,卖地收入2.9万亿,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卖地所得占有35%高水平,正在世界各国十分罕见,总是宏观水平水平和政府占有财富的来源方式都值得深入反思)。在这么一个错误的财富格局下,大张旗鼓地强化和巩固错误的财富分布格局,回避真正的矛盾,不是明智之举。

    与大搞福利工程的政策走向相反,我们建议,当前明智的政策措施是:大规模减税(象哈耶克一样,我们建议确立一种根据直接税与总税负的某种比例关系而限定最高直接税税率的原则,把直接税率的最高许可边际税率定在国家税入占GDP的比例上,如果财政收入占GDP是21%,那么,21%也是对任何个人和企业计征的最高直接税税率);放开土地供应(农村土地制度回到真集体所有制,允许多重制度共存演化,个人土地、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同市同权);中央和地方政府拥有的国有企业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在各领域中全面放松管制,清理各类不适应经济发展,与一般市场社会规则背道而驰的法律法规;在前面三项措施的基础上,各项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回到救济的轨道上来。救济不是分享。基本问题没搞清楚之前,切忌搞福利工程大跃进,即使有民众的支持也不要急于搞。

    哈耶克对服务型国家和福利的国家的兴起表达了少有的警惕,他在自由宪章一书中引用pound“服务型国家的兴起及其后果”中的一段以示警戒:“行政当局急于实现它们眼前的直接目标,致使他们以错误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职能,并且相信宪法限制和受宪法保障的个人权利必须让位于行政当局为实现被他们看作为首要的政府目标的东西的狂热努力。”

    政府在各个时期都有自己认为紧迫的政策目标,无论你的初衷无核美好,无论情况有多么紧急,在推出重大公共政策举措的时候似乎有必要检查一下政府的眼前目标与政府自身的根本职责;宪法对公民个人的权利保障;以及搞民生工程的钱从何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必要回忆一下,在1978年以前,不要钱的教育,不要钱的住房、不要钱的医疗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福利,不一定代表纯粹的服务,弄得不好就是政府排他性强权。把我们的生活所需交由一个唯一的提供主体,还是交由一个竞争性市场来打理,这是人类历史上反复犯错的事情。今天,我们又在抉择的门口徘徊……

参考文献:

哈耶克:自由宪政,中国社科,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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