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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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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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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是公共生活的最高价值(上)  

2011-03-19 01:12:4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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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杰出的哲学家,以赛亚.柏林对于J.S.密尔思想的解读,酣畅淋漓。

当人们被问及,你喜欢自由还是被奴役?所有人都不会选择后者。但是当人们被问及,你喜欢多样性还是一律?回答就不是那么一致了。从J.S.密尔(写过著名的小册子《论自由》)那里,柏林解读出,以及他自己一贯坚持的多样性、宽容乃是人类公共生活的最高价值。

在历史和当前时代,在组织公共生活的实践中,要求一律远远比捍卫多样性普遍。“公民自由得到尊重、舆论与信仰的多样性得到宽容的时代与社会是极其稀少的——在人类整齐划一、不宽容与压迫的沙漠中,是罕见的绿洲。”(柏林,2003[英文版2002],247)。一律与某种服从的要求相伴随。不可否认,在许多情形中服从是人类的天性,崇拜的情感几乎是一种人类本能。这种本能在文化进化中自有其功用。但是对一律的要求到了越过其适宜的边界时,如彭加勒(据说此君,还有柏格森启发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曾说,“一律意味着死亡”。

对自由选择,从而宽容和多样性的必要性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明是极其困难的。事实上,很笨拙地,人类似乎靠了反复经验不自由,不宽容和强求一律带来的灾难来学会自由的。柏林在几处断言,人之有别于动物的首要之处,即不在于有理性,也不在与工具的发明和使用,而在于能自由选择。(252)从功利主义出发,边沁致力于今天的的话即“民生”政策——“伟大的工业、财政、教育计划、公共卫生改革”。作为一位柏林的消极自由概念上的自由主义者,密尔关注的是——“个人自由的扩展,特别是言论自由”(253)。密尔认为压迫甚至比战争更有害;铁腕政府比大公司(的专制)更有害。不过柏林也指出密尔也赞同国家的一般干预,比如密尔欢迎在教育和劳动立法方面的国家干预,只要这种干预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大多数人的自由选择的范围。

密尔倡导自由的理由还来自于,没有自由,真理就不会被发现。真理并没有“在那里”,唯有自由的人们展开自由的探索,真理才有有希望被揭示。国家计划和文化工程发现了不了真理,因为真理并不像地下的泉水一样在那里等着你去寻找,泉水的确在那里。在不断的可错试验中,我们通过排除谬误而逼近真理,永远没有人可以宣称找到了真理的“泉水”,因为那意味着真理的终结。

密尔提出一个最有可能达成一致的次级目的假设,论证功利主义的错误,而论证自由。“幸福,或者功利,不能用作行为的标准,这就一句摧毁了边沁体系中的最自大的主张,其实也是其核心学说”。密尔的次级目的假说是这样表述的,“功利活幸福,是一种不太复杂活不确定的目的,除了以许多次一级的目的为中介外难以寻求;而关于这些次一级的目的,那些在终极标准上存在差异的人们,可能且往往存在一致意见。”我们暂且称为密尔“次级目的假设”。这个道理深刻但属于常识,关于何为幸福,我们很难在人群中达成一致,但是关于达到幸福的渠道、手段,一致性程度就会大大提高。其中,自由是通往幸福的必要条件,且自由本身也在幸福篮子中构成一个必选项。这是密尔论证自由选择的又一有力论证。密尔来说,于是公共生活的最高价值是那个有更高程度共识的“次一级目的”,是“个人自由、多样性和公正”。密尔论证多样性同样也可以支持自由,二者是内在一致的。没有多样性的探索,你甚至不知道那些新的幸福是什么。我们的未来还有许多我们当代人未曾经历的新的幸福形态。社会没有作为终局解决方案的制度形式和制度安排(用柏林对于功利主义的批判,“功利主义基于这样一种错误观念,事物拥有不可改变的本性,社会问题和其他问题的解答至少从原则上是可以被科学一劳永逸地发现的”,226),因为“我们永远说不清更大的真理活幸福在哪里”。

密尔因此厌恶和害怕标准化。项托克维尔害怕不适宜的民主和平等追求造成这样一种社会,“其中人的目标变得越来越狭隘、渺小,人群的大多数,被改造成纯粹的工作的羔羊,……集体的平庸将逐渐窒息创造性与个人天赋。”(227)密尔奋力反抗这样的人:“他们为了可以和平地培育自己的花园而准备在公共生活领域出售他们的基本人权——自治权”。柏林对此也是十分警惕的,柏林自始至终对于多元、宽容的捍卫,乃是立基于对于那种短视的出卖行为的预见,其实,这是我们今天世界上大多数社会的特征。

与多样性、宽容和自由选择相反的社会化与齐一化,被柏林冠以“罪恶”——“一律的罪恶”。抗拒这种一律的罪恶需要吧多样性作为组织公共生活的最高价值来捍卫,而这就要求“防止个体之间的相互伤害;个体受到可怕的社会压力的伤害”,防止这种伤害的发生,要求宽容称为一个社会的普遍价值共识。密尔认为宽容并不是要求赞成,宽容者可以不赞成,可以反对,甚至痛恨,嘲笑和轻视,但是底线是容忍异己,容忍不同的声音。对于我们的“敌人”和“对手”,可以反对,用柏林的话说,可以“带着激情与仇恨争辩,攻击,拒绝、责难”,却绝不试图去压制活倾轧。”柏林认为压迫异己乃是“集体性的道德和理智自杀”。在对待不同于我者的态度的谱系上,柏林是总结密尔的排序的,怀疑地尊重>冷漠与犬儒主义>不宽容和扼杀异己。

从柏林的解读来看,密尔是一位证伪主义者,或至少有证伪主义的思想端倪。剥夺本应属于人们的自由可能因为(1)强加权力(2)强加思想(3)最真诚的专制者,则认为真理在握,因为他们相信,人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存在一个且唯一一个正确答案。在密尔看来,以真理自居而拥有扼杀“错误”的能力,乃是“一种懒汉式的侥幸心理”。261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我们每天都要行动,没有任何人保证我们完全的正确、安全。密尔指出区分两种看待“何为正确?”的态度,这里我们看到波普尔证伪主义的线索:(1)假定一种观念是正确的乃是因为它经受了一切可能的辩驳而没有被驳倒(2)假定它是正确的乃是因为它不容反驳。这两种假定有巨大的差别。用现代证伪主义的说法,正确就是尚未被驳倒。基于这一立场,基于这一真理观,柏林式的断言非常经典:“关闭大门就是使自己有意无视真理,使自己陷入永远无法纠正的错误。……不允许舆论与辩论自由,就没有任何东西能被理性地确立。”263密尔持有一种辩证的对错观:给自由辩论敞开大门,也源于错误中也徐掩藏着部分真理。不存在绝对真理,没有一劳永逸的绝对真理,只有通往真理的不同道路。压制明显错误的东西也可能压制它里面正确的东西,从而使人类遭受损失。没有唯一正确的学说能够给全人类得解放,无论它们被号称来自哪里——自然规律、圣经的天启、天才人物的洞见、天生智慧、功利主义的科学精英的计算……这让我们想起罗尔斯对于任何作为社会问题终局解决方案的完备性学说的抛弃,而倡导各种学说之间的“交叠共识”。这就为一起迫害者以真理自居的行动逻辑给予致命的抨击。

参考文献:

以赛亚.柏林,《自由论》(自由四论扩充版),上海译林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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