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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改革就是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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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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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事实性质、归因与公共政策  

2011-11-03 11:45: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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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划分,有三种现象:可以抽象为两个或少数几个变量的现象;无数变量无法把握但可以转化为统计规律从而转化为两个或少数几个变量的现象;十几个甚至更多的变量,我们没有把握将其抽象为两个或少数几个变量的现象,所谓“复杂现象”。事物本身的复杂性程度难以定论,但是,理性去把握它们时采用抽象的方法,这种抽象过程如果无损于我们对事物的描述和把握,很好地处理为几个简单变量的关系,这类现象因为具有较好的可还原性,于是在那个还原的层次和局部被称为简单现象。所谓的复杂现象则不具有前述的良好的还原性,一旦还原到更下一级层次,你所观察的事实已经不是原来你想要观察的事实了。

物理化学事实具有最好的还原性。生物学事实不再具有良好的还原性,但还原方法仍然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社会科学的事实仅仅具有“近可还原性”,存在着广泛的不可还原的事实领域。此外,社会科学的事实具有本体论主观性。生存经验的知识存贮在一个网络中,于是构成我们的传统、惯例。并不是所有与人有关的事实就是社会科学的事实,这一点非常容易引起误解。例如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一个地区某种特别疾病的发病率,就不是一件社会科学的事实而是自然科学的事实。

根据反复甚至永久证实的几个变量之间的可靠因果关系,我们可以对于简单现象构成的事实进行可靠的归因。生物学事实的归因就不再那么可靠,比如在特定的等位基因和人类个体的生物学性状或疾病之间进行简单而可靠的归因极为困难。在社会科学的事实构成复杂现象中进行归因需要加倍的谨慎,变量太多,无法简单抽象,如果强行抽象和还原,这样的模型可以损失许多实质性的信息,以至于进过抽象以后的模型描述的对象已经与你原本要观察的对象不是一件事了。正因为如此,一种新的方法论作为“主菜”必须被引入,这就是批判理性主义,或证伪的方法论,通俗地说,就是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试错”。秉持这种方法论的主体可以是阿米巴虫,也可以是爱因斯坦。行动主体在展开行动之前并没有足够的知识和信息,也不具有对于操作对象的完备的因果关联理解,它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解决的情况但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蜻蜓在空中飞翔不需要它理解空气动力学原理。

经济现象是一类典型的“复杂现象”,对其进行还原和归因极为困难,于是工程技术思维必须让位于批判理性主义思维。我们常常觉得方法论是根本,正确界定事实的性质其实是根本的根本。正统经济学根据自身的概念和理论模型至今无法给出解释的现象,如经济增长的原因;企业产出的因果关系从而“收入分配”的决定;产业集聚(按照朱海就教授的思想,不要轻易使用“产业”这个概念,我同意也有同感)。这里单说说企业产出的因果关联。其实单独分离出企业来分析就漏损了许多信息。因为几乎任何企业首先存在于一个保护单位之内,你可以把这个保护单位叫“国家”或“黑社会”、镖局,这意味着保护者参与了合作体系的生产。在企业的产出中有保护着的贡献份额。这是企业交税的基本依据和理由。处理了这个问题,我们处理企业产出的问题就剥离了一层。接下来,复杂和困难的分析刚刚开始。首先,基于企业家的警觉发现手段--目的关联是首要性的问题。不像正统经济学分析,马上进入给定一组生产要素,投入产生,根据边际法则计算最优化的投入组合,完全不是这回事。正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先驱性努力,我们今天知道,首先是捕捉机会。没有关于手段--目的本身的认知、想象和捕捉,就不会有后续的“给定”一组生产要素投入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引入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才能)这一要素必不可少。正是因为知识的分散性从而无所不在的无知、资源配置事实上的失调、协调的缺位,以及从积极维度即企业家主动行动如大胆的想象,启动和维系着市场过程。企业家行动旨在捕捉利润。这里存在的常见的误导是以为利润客观地存在哪里,其实不然,离开了企业家敏锐的警觉、眼光和大胆想象,利润就不存在。对利润的占有是对无主物的占有,而且这个无主物不是地上被人遗失的钱包,而是无中生有的新东西,事先没有所有者。的确,表观上,企业集结一组生产要素从事生产,企业家才能是这一组要素中的一种。产出中有所有生产参与者的贡献份额。这时,我们如何就产出进行清晰、有理由的归因从而“分配”呢?先这不是一个时间先后的两件事,而是同时性的一件事。第二,我们任何人并没有可以采用的简单的某种特定比例计算的数学公式为生产参与者计算分享比例。实际上的“收入分配”(之所以一再为收入分配打引号,是因为这个概念具有严重的误导性,根本不没有及物动词分配的主体,也没有人在经济系统中专司分配,分配根本就是个子无须有,因此本人建议经济学采用“收入分布”)实际严格地采用是证伪主义方法,任何企业的收入分配方案都是永远处在市场检验中持续动态调整的证伪主义过程,没有一劳永逸的公正的分配方案。在经济系统层次上,更是没有一劳永逸的收入分配方案。收入分配是一个过程,也是一套激励制度。事实上的企业内收入决定简单地采取了固定领薪者+拿剩余两大类办法,还可能存在某种比例的组合形式。我们可以把任何企业成员的收入处理为两部分收入的线性组合,当固定领薪的系数是100%的时候,他是一个雇员;当剩余的系数是100%,他是老板。中间的组合形式,意味着那样的成员承担着部分的企业家职能。我们也据此可以对企业分类,如律师事务所之类的组织,大型钢铁厂之类的组织,其企业内部的收入分享安排的不同形式的占比具有重大差异。但是我们仍然必须回答,任何一个给定企业的某一特定的员工,到底该拿多少的收入是合宜的?公平的?有效率的?其实,这里没有科学答案,任何一个员工的工资决定,可以从给一个非常错误的水平开始,比如一个营销天才,你给他安排一个收银的工作,没有关系。只要在企业内部制定出一个允许尝试的安排,各种才能的员工在收入激励和才能约束下进行调整,直到达到某种相对的稳态。这还只是回答的相对水平和相对地位决定的问题,还有收入的绝对水平如何决定的呢?给定一个会计时期,企业存在一个硬预算约束,于是相对比例可知的情况下,绝对数量由之决定。如果一家企业猛赚了一大把,从固定领薪的雇员到老板的相对收入和水平和绝对收入是如何决定的呢?一般而言,“一切利润归企业家”,猛赚一大笔,主因在企业家,次因在雇员。这一判断可以由假定企业家的缺位得到论证。一个雇员的缺位可以迅速找到替代者,一个企业家的缺位则很难短时期内找到替代者。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忘记,任何企业都处于企业的海洋中,在竞争中沉浮,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检验场。一切不“正确”(准确的说是不恰当)的收入归因分析和收入分布决定都会被清除出去,那些采取了更准确的收入分配方案的企业有着更好的激励和团队精神和更准确及时的决策,这些迅速转化为市场中击败对手的竞争力。

一家企业之内尚且有如此复杂的难以简单归因的收入决定问题,在一个更大范围内,我们的理性如何突然变得如此睿智,有足够的把握和自信制定从简单操作的手段到我们心仪的理性目标的公共政策呢?没有任何理由支持这种奇迹般的转变。经济计划的不可能性的全部论证也适用于任何肯定性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有鉴于此,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我们谨记如下教条是必要的:在没有掌握足够的因果关联信息之前,不得出台任何肯定性的公共政策(控制城市尾气排放量之类我视为否定性的公共政策);没有足够的因果关联信息但危机当前的情况下,交由一个分散决定的证伪主义过程来化解危机,远优于政府主导的公共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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