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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改革就是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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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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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学术报告——经济学与人生  

2011-11-17 01:28: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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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茅于轼老师的观点,18亿亩耕地红线保护是当代中国最愚蠢的公共政策,这是社会事务领域中“有-无思维”和工程技术思维再一次拙劣的表演。100多年来,理性的谦卑一直是中国政治和公共政策决策者们最缺乏的美德,他们一直以来最热衷的是以道德热忱包装自己理性的自负。——笔者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来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做学术演讲。会场爆满,座无虚席,地板上也坐满了学生,前后门口一直挤满了学生,整个演讲过程一直有不少人站着聆听,这在我们学校的学术讲座中是非常少见的。主事者朱俊生教授一直坚持不搞强迫,学生听通识讲座全凭自愿。茅老以82岁高龄来我们学校做学术报告,我们心存感激。从下车接待到整个演讲、回答提问,茅老身姿矫健、思维敏捷,丝毫不见疲态,让我相信思考和读书使人年轻。

认识茅老有五年多时间了,记得06年山东大学召开的制度经济学年会上我从茅老手中接过当年的年会一等奖证书,后来08年在广东东莞制度经济学年会一起开会,同机回京,再后来受张曙光老师推荐我到天则做天则双周讲座,是茅老亲自主持,茅老的一言一行,都让我们这些后辈肃然起敬又倍感亲切。在任何时候见到茅老,他都平易近人,丝毫没有著名经济学家的架子,而是仔细的聆听你说,然后总是非常认真地回答你提出的问题。面对那些索要签名的读者,茅老师也是不厌其烦,认认真真一笔一划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我们或许会佩服许多经济学家的学识,但是茅老获得人们的敬重则包括他的学识、道德风范和良知。茅老师当代的谦谦君子,我们这个时代罕有的绅士,我所理解的真正的贵族。

今天的学术讲座非常精彩。这是我1994年接触经济学以来听到的称得上大师级别的讲座。曾在北京听过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家的现场演讲,一个是研究劳动力市场不出清的,一个是研究多中心治理,虽然他们的研究无异是出类拔萃的,但他们的演讲却比不过茅于轼老师。茅老师今天用“招标”来讲需求曲线,用“拍卖”来讲供给曲线,把一个非常普通的马歇尔剪刀机制如何配置资源讲得出神入化。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在茅老师看来那是“交换创造财富”。均衡点的左边,交易中,买的觉得自己赚了,卖的也觉得自己赚了,这不就是财富创造吗?茅老师用“物尽其用”来概括价格机制配置资源,其中土地市场就是要实现“地尽其用”;金融市场就是要实现“钱尽其用”。后来在评议中,我补充了“经济学与人生”的后半部分,人生,一是精力二是时间,因此经济学的道理用到人生,就是力尽其用,时尽其用。如何是“尽其用”了呢,这是一般均衡的大道理。茅老师的解释非常简要,那就是你拿着钱可以买到东西,而不需要任何其他反对凭借,如布票、粮票、以及任何批文,无障碍地用货币能买到你需要的东西,就是“均衡”。在中国你拿钱买不到土地和足够多的外汇,因此那不是一个均衡状态。茅老师的意思,显然,均衡绝不是绝对精确意义上价格和数量决定,而是非常具有现实感的基于一般的人类感知阈限的“拿着钱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东西”。同时,茅老师理解的均衡显然注意到了达到均衡的那个过程和机制,而不是把重心关注于均衡的那一组数量价格条件的唯一性和存在性。退一步,当我们不在均衡状态时,我们思考那种状态下的资源浪费和错误配置,我们就理解了通往均衡的过程和机制本身的重要性。 我认为茅于轼老师虽然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新古典经济学家,但实际上,茅老已经融贯了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至少在一般均衡这个主题上是如此。

金融是创造财富的事业。茅老说金融中的高利贷不值得谴责,因为高利贷正是对于官方利率未能实现“钱尽其用”的一个制度回应。高利贷正是为了实现钱尽其用。我国刑法规定的转贷套利违法是一项毫无经济学道理的不当立法。因为转贷套利说明官方利率存在钱未尽其用的空间,转贷套利正是一种企业家精神的实践。通过企业家行动,把银行无能力捕捉到的利润捕捉回来了。转贷套利者也不会轻易破产,因为实际上存在极大的利差,一家不还可以用其他收益补。正是我国金融市场极度不完善,存在极大的利润空间,也就是存在极大的资源配置错误,因此高利贷行为恰恰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当然,茅老也并不否认银行、证券和保险诸领域需要适当监管。

茅老用木桶原理形象地解释了他早期研究的择优分配原理。木桶盛水量由最短的那一块决定,基于这一启发,茅老得出,最节省木材的最大盛水木桶的决定条件:每一块木块盛水的边际贡献相等。这对于理解木桶盛水似乎很简单。但是茅老马上转而提问,如果问你全国上亿块土地,土地多少都有不同,按照什么条件施化肥能实现给定土地的最大产出?答案是一致的,每一公斤化肥在这些土地上的边际产出相等。这里,并没有说要实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不是出于疏漏,而是现实感极强的边际法则版本。

茅老对价格信号的理解也非常透彻。价格信号浓缩了我们任何个体理性难以企及的信息。没有这些信息,经济计算变得不在可能。一次,一个什么都免费的社会是不可能的,那只是一个看似温情实则残酷的社会,也极有可能是一个浪费极大的社会。举例说,如果一个人在市场机制存在的社会里一个月理发一次,在一个全面免费的社会里,他理四次发,其实是对理发劳动的滥用,是一种浪费。同样,比如看病,坐车,一切消费,都存在这个问题。同样的逻辑,不可计算的问题同样存在于中间产品领域。

茅老还就一直争议极大的18亿亩红线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用1950年的人口和人居粮食消费与2008年的人口和人均粮食消费数据对比,在土地减少的情况下,今天的粮食是过去单产的五倍之多。粮食安全不是靠面积,而是靠单产、靠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靠市场价格机制。粮食不是垄断产品,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生产粮食。这一洞见与著名经济学家森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森从大饥荒的角度来观察,那些发生大饥荒的地区从来不是坏天气或耕地面积减少,而是不民主的政治和粮食商业机制受到人为的压制。20世纪,前世界各地所有的极权政治实践都以破坏市场机制而臭名昭著。

在回答同学们踊跃的提问时,茅老肯定中国最近30年来的进步巨大。在今天的中国,政治领导人已不可能选择自己的直系亲属做接班人;政治少数派可能受到排挤和打击,但是没有像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菲律宾的政治暗杀,不会把异己政治对手处死;今天死刑正在受到更加严厉的审查,杀死一个人需要越来越仔细和严格的法治程序。这些进步是改革开放前不具备的,因此今天我们需要看到这些进步,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的社会问题还很多,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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