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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改革就是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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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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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和群性  

2011-11-10 22:16: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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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主流期刊上的许多文章已经非常跨学科了,如深入涉及到演化生物学、神经系统,有的是别的领域的学者跨入经济学领域,有的是从经济学跨入别的领域,以至于关于什么是经济学“本来的领域”这一界定本身正处在快速的演化进程中。人民大学最近引进的一套行为经济学研究丛书,乍一看简直不能识别是经济学著作,而以为是心理学、脑神经之类的著作。“教科书经济学”问题很大,但不是1968式左派们所看到的问题,靠一本曼昆的教科书走天下无异于梦呓;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也需要“开放办学”,深入到各种复杂适应系统特例中寻找秩序的一般规律。一切关于“什么是经济学、什么不是经济学”的讨论都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任何一种研究在何种程度上逼近对合作秩序的内在机制和规律的认知。
刘业进:与此相关是“复杂现象”与简单几个变量或可转化为简单几个变量关系的现象的区分。
当无法进行抽象和还原为简单变量关系研究时,仿真成为可能的有效方法,仿真类似于大数目组分构成的研究对象采取统计意义上的变量间规律研究,例如理想气体我们不会去研究单个分子,而是大数目分子互动的宏观后果如压强、体积和温度,只不过,仿真研究的“理性气体”不是空气分子而是有理性的行动主体,人,研究无数大数目有主动行为特征的个体组成的“总体”。

叶航:同意业进的看法。仿真是经济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比如经济现象和人类的社会行为往往是一个由多重因素和多重变量组成的、具有随机演化和秩序涌现特征的复杂系统,传统的数学工具和数理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不能给出确定的、解析性的描述;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开始,国际学术前沿开始引入计算机仿真技术研究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问题,并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重要发现;这一研究方法的创新,标志着社会科学在经历了定性的思辨分析阶段、定量的数理分析阶段后,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它也体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研究工具上日益交叉和融合的发展趋势。

刘业进:与此相对照,存在两种集体主义:方法论集体主义和本体论集体主义。本体论集体主义是一种危险的集体主义,它把集体当做某种类似个体生命的存在物,假以休戚与共的原始集体主义情绪,易演变成一种危险的观念。方法论集体主义是研究复杂现象必须承认的方法论预设。当我们试图应还原的方法解释经济系统中的现象时,我们还原到个体却发现那个现象消失了,这时我们被迫仔细厘清伪个人主义和真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恰恰认识到作为终极价值旨归的个人仅在一个合作的局部网络机构中才能得到定义。这时理性真正的困境所在。理性演化出来不是认识人本身的,它与本能和情感系统(连同情感更近与理性思考更远的传统)一道只是一种适应机制之一。演化经济学取得的进展让我们认识到和承认人的群性,或“社会性”,刚刚逃离纳粹迫害和集体主义暴政的人们如我们不情愿接受这一点。社会是弱小而吝啬的(也是节约的)个体智能的延伸,因此每一个人类个体都是早产儿,我们留下了巨大的表型可塑性空间。我们人类独有的,一个漫长的童年抚育时期。可以说社会性是一种巧妙的进化策略。我们似乎有理由给精神觉醒以来人类的理性成就以最高的赞赏,可是这种由衷的赞赏和个体生命终极价值的认定并不能把理性狭隘地理解为当期思考着的个体的理性。埃德蒙.伯克说,我们死去的祖先是我们的伙伴,我们是将来后代的伙伴,我们存在于一个理性积淀的传统之中。冰山之巅是冰山的一部分,把冰山之巅当做全部冰山是错误的。在时间维度忽略传统,在空间维度忽略局部结构的合作之网,这是伪个人主义,或用我自己的定义,极端还原主义的个人主义的缺陷。对于方法论集体主义的接纳和哈耶克所谓“真个人主义”,丝毫无损于个人自由的价值理想,也丝毫不会让我们对于集体主义暴政的放松半点警惕。
只要我们承认我们在探索的经济是一个复杂现象,我们就必须面对经济系统的结构、过程特征和涌现性,于是方法论集体主义和集体选择就必须成为我们的研究假设。主流范式(温特和纳尔逊所指的占正统地位的教科书经济学)的一整套概念和理论面临着大洗牌。

刘业进:极大部分的知识存贮在社会网络之中,于是,我们人类拥有个性和群性两种人性特征。群性或者“社会性”,是为利用存贮于社会网络中的知识而被选择出来的。偶然的原因,最初非洲的稀树大草原环境迫使我们直立行走和学会工具使用,交换--社会性-语言的出现后形成的文化演化构造出一个新的环境,在这个新环境中,军备竞赛式的选择压力使我们的脑容量扩充到不适当的地步,我们这种智能生物都是早产儿,又是畸形儿。就适应环境而安全舒适地生存而言,由生物演化和文化演化构成的共生演化的选择压力已经使我们人类这种生物走得太远太远。把理性及其自负置于这种背景下来考察,我们立即发现,哈耶克的研究和警告不是一个发生在20世纪反思纳粹和共产主义暴政的时代产物,而是,一种极限反思,一种需要贯彻偶然出现于智能生物中的文明现象始终的反思。
刘业进:1.例如,注意这一事实:每一个人类个体都有语言本能。语言,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2.演化在我们的基因中(生物演化)、传统中(文化演化)、理性反应中都留下了痕迹。制度或更宽泛的文化是社会化的人类行为的后果又是社会化了人类行为的原因。制度的演化不能在不具有人类生物学特征的物种中出现,可见个体连同其生物学特征和作为延伸的表现型的制度是共演的。制度和更广义的文化的出现是一种进化策略。“大量的策略信息(意图探测、防止欺诈、利他惩罚)保存在人类的文化传统里。我们的记忆极不可能将古往今来的全部策略保存在同一颗头脑里。逐渐地,我们的脑演化为依赖于可靠的合作社会传统的创新机”。(汪丁丁,2011,518)我们的传统和个体当期理性存在一种分工关系。正是制度(传统)的演化为“创新机”腾出了宝贵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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