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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改革就是改错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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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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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换社保”:评论与回应  

2010-10-08 13:10: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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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看了凤凰卫视“土地换社保”的节目,其中清华大学崔之元和复旦陆鸣教授的一点观点我难以认同,如作为论据,陆鸣教授提出,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福利改善,最终还是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崔之元教授则坚持重庆的土地交易是真正的市场交易,不是政府独当买价,而是需要建设用地的企业来买的,因而试图打消人们对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疑虑。
我要指出,崔之元教授指出的重庆“真正的土地市场交易”模式,仍然是在现有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城市土地国有制紧箍咒下的“伪制度创新”。
陆鸣的“劳动生产率”论据与农民福利改善和城市化不相干。劳动生产率不能单算农业的、工业的、服务业的,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劳动生产率需要置于一个网络状的经济结构中予以考察(陆鸣是农村人口减少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才有提高的可能,这是一种短期和局部分析,没有多少政策含义)。第二,从重视劳动生产率的观点进一步推导,就必然重视经济总量、经济增长率这种宏观指标,并以此作为改革设计的参照指标,这是极为错误的。经常有人说,“关键是蛋糕做大”,这是极具迷惑性的错误观点,做大做小不是任何机构可以作为目标来追求的。回到布坎南,经济无目标,它仅表达为秩序。关注的重心是“规则”、“交易”、“同意”、“广义交易障碍的降低”。我们无法控制刮风下雨,但我们可以准备伞具。在钟和云之间(波普尔,2001,217-267),经济增长可能更偏向云一端。如果社会和经济现象真有那么直接的因果规律,由以指导政策实践,经济学家不需要存在了。
秋风老师可以好好整理一下两种观点的交锋。
在发达国家,新古典经济学家固然也是主流,但他们仍然不能主导那个国家的经济政策的话语权,在经济政策之上有限宪政传统,在宪政之外还有文化传统、宗教精神等强大的力量阻止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势如破竹地推开。
但在我们国家,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势头正劲,以上次谈到的崔之元教授和陆鸣教授为例,他们不仅在经济学内部而且在整个国家经济政策的走向上发挥重大作用。而这些影响都在宪政、民情、宗教精神阙如的条件下发生着。几道防火墙都不存在,如果他们的经济政策建议存在系统性缺陷,危害将很大。
华芳说,有人在远眺,有人在埋头拉车。可是眺望的人和埋头拉车的人真在一个方向上么?不总是这样。崔之元教授还早在美国的时候就曾经间接地为公有制辩护(说美国公司法改革动摇了私有制逻辑)。张维迎(还是周其仁)针对他的观点写过商榷文章。他们寓于新古典范式本身的局限性,有时候埋头向左边拉车,有时候向右边拉车,拉来拉去,原地踏步他已经非常幸运了。
看了凤凰网的节目,我感觉到在各项“防火墙”制度阙如的情况下,基于总量指标和总量分析的新古典政策建议极有可能大行其道。
秋风与陆鸣的分析根本就分属两个不同的传统和分析范式。在演化路径上,也有走进死胡同的。是否增加了选择自由(我以为是戴笼子的伪自由),就向理想目标迈进了?其实锁定在某种制度变种中是有可能的。在一项具体的制度变革上,大爆炸改革为什么总被避讳呢?不试图谋求政权的分项改革事务上(户籍、土地、林地、社保、医疗、教育等等),大爆炸(也就是我们说的废除,而不是改革)是一种重要选项应予考虑。

秋风:不能错把制度扭曲当成制度创新,这两者在很多时候看起来是相似的。问题就出在,现有的经济学家其实并无制度意识,他们总是本能地倒向总收益分析术。这样的心态让他们过于现实主义了,把给定的制度框架视为当然,丝毫无意触及既有制度的内在逻辑。问题是,在维护制度基本逻辑的前提下,就不存在制度创新。制度扭曲能够导向优良制度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集体劳动制度下的磨洋工,不可能导向有效率的制度的出现。只有当农民开始实质性地享有产权,才有了真正的制度创新。管制官员的腐败,也不可能导向新制度的出现。腐败或许确实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决不可能有助于更有效率、更好的制度的出现。很多经济学家在谈制度改进,但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物质性收益的增加。

李华芳:崔之远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东西我没有看过,但我知道之前他为公有制辩护的问题。之前我也批评过陈平等为混合所有制这种说不清楚的东西辩护的文章。不过我对此的兴趣不大,因为我觉得事实是很清楚的。个人主义和私有产权不可分。
不过要回到陆铭和罗小朋的文章来谈,才有意义,因为很显然这两位的思考比崔之远要深入,所以没有必要将讨论重新回到崔之远处。业进说废除,是说废除什么?废除户籍制度和废除土地公有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怎么废除?废除之后呢?有哪些“通常可见的结果”需要考虑?
公共政策不是争论理想类型。Wilson说:“实践宪政比建构宪法要困难得多。”而且我认为身份权利拿出来交易,是一个扩大选择范围和增加选择权的努力。这一段罗小朋的论述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读完之后再讨论。除非你认为其论证是无效的,那么要给出为什么身份权利拿出来交易并没有增加选择权。
祝好,
华芳

(刘业进回应李华芳的评论)华芳,我这里特别指的像废除女子缠足一样废除户籍制度。
有一夜之间式的废除,也有从西部不发达地区省份一个一个慢慢推开式的废除。与此相关的是农民土地产权可转让相应地提上改革议程,这也是一项消极改革,就是恢复农民行使土地产权,在一些地方“增人不曾地、减人不减地”创新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土地转让权。有了这两项制度条件,城市化是一个自然进程。你无法控制,也不需要控制。
我越来越清晰认识到:公共政策只能以证伪的方式前行,即在纠正错误中学习、前行。任何设置一个“积极”指标的制度改革前景都值得警惕。“劳动生产率”、“做大蛋糕”之类的指标与城市化进程没有关系。因为经济系统不是“钟”,所以政策操作只能是证伪导向的。废除有什么后果?这个也可以问当初女子缠足的废除、私塾学堂的废除、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人民公社的废除、粮票的废除……有什么后果?关于拿权利来交易,要慎思。交易得来的权利,也可以轻易失去。

莫志宏:业进写的加了黑体的部分,至少可以表明,他是在务实地谈论理想、理想的实现。
通往理想的路径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谁也得承认。
但不能因为路径必须现实,那么,就对现实--各种限制人身自由的现实--予以合理化,不管那些自以为是的学者予以合理化的理由是GDP、城市容量、做大蛋糕、或者别的什么。这样的合理化,逻辑上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如果现实(基于这样一些理由)就是合理的,那么,为什么要改革?
我们其实可以既明确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同时,又务实地采纳一些渐进的、趋于使这些目标可以实现的措施(到底这些渐进的措施是否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正是经济学家要理性地论证的)。----业进就是这样做的。
反之,如果不这样,我们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么只知道谈理想,要么只知道谈现实、好象各种不好的政策都是现实逼的、是没有办法的。当然,像陆铭等,我觉得他们一定不是只想讲现实、现实的合理性,他们也想着前者的,问题就在于:他采取了错误的论证方法,好象户籍制度废除是为了实现某些客观的指标一样——如果是那样,确实,不废除这个制度某些指标可能实现得更好。
朱海就:“土地换户籍”,支持还是反对?这的确是考验经济学家的问题。
假如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原理,即产权明确、分立、有保障、可分割并且可交换才有效率,那么,答案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改革,将使土地进一步集中到政府手中,然后政府把支配土地后获得的受益分一杯羹给农民。我们从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看这个问题。让政府配置土地会更有效率吗?现在一些人的确看到了政府配置土地的效率,看到一些地方土地在农民手中是闲置的、荒废的,从而认为这种改革将做大蛋糕,使农民受益,因此也是公正的。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看不见的效率”。假如政府配置土地会比农民配置自己的土地更要效,那等于说上述原理是错的。但是,这条原理显然不可能错,错的只能是短视的经济学家。公正和效率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公正的,也不可能有效率,没有效率的,也不可能是公正的。难道还有比自由支配要素的权利被剥夺(从而也是无效的),吃嗟来之食更不公正的吗?
改革,既要踏实地迈出脚下的路,也要看清方向。谁也不会否认,正确的方向是朝着自由、公正和效率的方向前进。很遗憾,“土地换户籍”并不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而是丧失原则后的妥协。
坚持原则还是妥协?这不是考验经济学家的判断力,而是社会责任了。如经济学家和常人一样,只看到、只宣传表面的、短期的效率,而不告诉人们“真相”,那么对这个时代来说,经济学家是多余的。
李华芳:批评的意见来自于几个方面:

1,最重要的批评来自秋风和业进说的“做大蛋糕”模式本身就不可取,主要是基于户籍制度本身是“非正义”,因此本身就应该废除,而不用附加条件。也就是说,这一批评超越目前的“效率之争”,而是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如果在非正义之下实施的改革,其结果将是扭曲和异化的;

2,  第二个重要批评还是来自业进,但这里有一个内在紧张,让我展开来说。业进提到户籍制度废除这个目标要清晰,即便是作为长远目标要必须坚定说出来,这将会影响个体的选择;而后业进提到改革是非意图的后果。我认为这有内在紧张,即有目标的改革和非意图的后果之间的。当然这并非不能弥合(参见黄凯南,认知理性与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发展,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但这里讨论的起点有一个问题,即6000万农民工难道不知道户籍之苦?他们是不是想改变?他们又做出了什么选择?这是这里的讨论中缺失的,即大家都认为要尊重农民个体的选择,但对农民个体做了什么样的选择讨论甚少。这与秋风老师的重要问题“谁想城市化”,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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