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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改革就是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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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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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就博士评《自由的限度》  

2010-09-07 10:52: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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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由主义的谱系上,我和海就兄是同道,海就兄更加靠近米塞斯-罗斯巴德-诺齐克那一系,我自己则倾向于哈耶克-柏克-托克维尔一系。海就的评议中揭示出政府阻止规则的自发形成,因而反而无助于秩序的达成,而它原本求的某种想要的秩序。这一点是被很多人忽略了的。经验试错的办法包括鼓励和保护形成新规则,那些阻止形成规则的规则,可能只能划归恶法一列。其实民间或公民社会自我治理、协商形成解决办法的空间是很大的,通过对于公民生活的打压,自主治理活动趋于萎缩,自主治理空间趋于消失。

      强制之不可避免,乃源于人性之恶(天使构成的社会不需要政府,政府由天使组成则不需要监督),但又不尽然,现代社会的迂回性增强趋势,生产、交易和消费中,匿名和陌生特征更加明显,因为合作秩序扩展异常迅猛,合作半径扩大,匿名性当然增强。仅仅由于我们的无知,也可能造成外部性。其实,只要是群居生活,几乎任何一项行动都不可避免地产生外部性,那些自我约束的行动已经“自主治理”地抑制了绝大多数外部性。只要兼容的自由才是自由,不兼容的自由不可实施,强行实施必然导致损害发生。清晰的行动边界任何人和机构都难以划定,由此给习俗、道德和社会一般规范留下空间。动态地,如海就兄指出的,得促进而不是抑制形成规则。新型的外部性、新型的冲突总在发生,形成规则是问题解决的主要方法。

     建构理性和演化理性似乎都能与自由主义兼容,铅笔社朋友表现出强烈的建构理性色彩,“只要同意的交易,一切皆可”,如果签约后出现反悔怎么办?“可以由合约中的仲裁条款解决”,由当期理性可以写出一个详尽的合约条款,遵循这种合约条款,最完美的秩序即可达到。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共识是:合约是不完全的,这是合约的基本属性。理性,为信仰留余地。在理性和本能之间,尚有广阔的问题解决方案集合,那就是传统。


附:朱海就《也谈自由的限度》

好友刘业进在他自己的博客中谈到这个问题,我也想谈点自己的看法。“自由”问题,其实是规则问题,自由的限度问题,也是规则问题。为什么要有规则,因为人的行为都有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必须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否则,如业进所说,人与人之间不能实现兼容,类似“公地的悲剧”就要发生。但是,这里有两个与规则相关的重要问题:一是规则的来源;二是规则的实施。

规则的来源,是比规则本身更重要的问题。人们常说要尊重法律,但更重要的是尊重法律的来源,而不是法律本身。规则必须是建立在传统之上的自发秩序的产物,这才是规则的来源,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缺少规则,而是缺少规则得以形成的程序,也即规则的来源受阻了。因此,反对“阻碍规则形成的规则”,是更为迫切的,在点上,我理解铅笔设说“政府是癌细胞”,因为政府,代表强权,在阻碍规则的形成。当然,这不意味着不需要强制,有些已经达成共识基础上形成的法律,如交通法规,当然是需要强制执行的,这个强制可以由共同体实施,而不一定非得是政府。

规则的实施,固然强制是必须的,但更为关键的是要使人们“认识到”为什么这个规则是重要的,从而“自觉”地遵守规则。怎么才能形成人们自觉遵守的规则,自己明白自由的限度,比让政府执行自由的限度,要重要得多。比如,不在公共场合抽烟,有两种可能,一是有人在监管,执行政府不许抽烟的规定,抽烟将被罚款;二是人们认识到抽烟将危害自己及他人的健康。这两种情况,虽然结果相同,但是意义大不相同,一个良好的社会,就是要促成这后一种依靠自觉来遵守规则的状况,如公共交通,自觉非常重要,假如让警察来执行交通规则的话,那要花很多纳税人的钱去养这帮人,而且他们拿了纳税人的钱也未必会认真执行交规,其实他们也需要“自觉”。那么怎么才能使人们自觉地遵守规则呢?这又和上面的问题相关,就是说,假如规则受人们尊重,是自己参与下建立的,那么会比较自觉,假如是强加的,那么总不那么自觉。当然,与“强制”相对的“劝说”和“教育”也是很重要的。

 自由社会,并不需要政府制定太多的规则,去规定人们怎么做,限制人们怎么做,重要的是要让人们“自己知道”与别人交往过程中,他的行为边界在哪里。我们看到,在自由社会往往是尊重别人的社会,是人受到尊重的社会,道理就在这里。所以,自由社会,即便有允许人们持有枪支,拥有核武器,也不成为对他人生命的威胁,相反,在不自由的社会,再多的警察,人们的安全也受威胁。

还有一个问题,“规则”和“一致同意”之间出现冲突怎么办呢?比如有些人一致同意要换妻。我的看法是,在劝说和教育无效的情况下,不应该强行禁止,当然,前提是没有危害他人。“强行禁止”是比“一致同意基础上的不道德行为”更可怕,我们更应该禁止的是“强行禁止”,而不是“不道德行为”,因为你允许政府强行禁止这个,他明天就强行禁止那个。在尊重别人会成为社风气的自由社会中,这种情况属于破坏道德的特列,不可能成为常见的现象,所以,这个问题也适用于前面“公共场所抽烟”,即是人们自觉地认识到换妻不好呢?还是让政府禁止换妻?我这个立场,是想强调,在原则得到遵守的情况下,自由社会要有多样性,我们的努力,是要让人们自觉认识到某些行为不好,而不是通过强制。

业进最后还谈到了“自由与理性”的问题。我要说,自由及其原则都是建立在“无知”之上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对用立法来规定人们的行为,而主张人们在某些原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所处的情景,自己判断自己行为的边界。立法者没有人们各种情境的信息,立法,才是理性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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