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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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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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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涌现性”(演化的逻辑之三)  

2010-09-27 23:54:1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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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化经济学中,以及一般演化理论中,涌现性(energent property)是绕不过去的重大主题。在新古典经济学中,通过构造生产函数,企业层面的涌现性被过滤掉了,因为通过一个生产函数假设,企业本身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消失了。而在产业层次,递增报酬和迂回生产等与涌现性相关的主题则一直属于边缘地带。宏观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通过不断引入新解释变量来构造生产函数以规避涌现性,这样的变量有技术、人力资本和教育、制度等。正如有经济学家所言,增长理论的索洛剩余度量的与其说是技术、制度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不如说度量的是我们的无知。而涌现性,恰恰是解释增长(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第一次迫使经济学家面对企业,虽然此前有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但企业家和企业家才能正式纳入经济学的处理范围则在熊彼特之后,那就是所谓新熊彼特学派——技术创新和演化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都开始正式触及涌现性主题,虽然他们不一定正式使用这个概念。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解释企业的存在性问题,Demsetz的队生产理论敏锐地观察到团队生产剩余,根据激励相容,发展出监督者拿剩余的“企业的性质”解释。但是,德默塞茨本人也不一定意识到他的开创性文章触及了企业剩余即可企业层次的涌现性问题,也就是说,所谓对生产,就是在企业层级中,个体联结导致超越个体的功能和性质,企业剩余正式这种超越单独个体的系统报酬形式。马克思提出“剩余价值”理论,则在企业剩余的归因上完全走向了错误的方向,服从于他预设的价值偏好,他根本没有理解剩余的真正来源,以至于他的理论根本不值得经济学家认真对待。另外一支,纳尔逊和温特(1982)开创的演化经济学提出了“企业知道”假说。在纳尔逊和问题的框架内,“惯例”是企业的基因,拥有惯例的企业“知道”产品如何生产,也就是说,产品生产的全部知识不能还原为企业组成的成员个体头脑中存贮的知识,个体成员拥有的知识的简单相加并不等于一项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全部知识,有一些重要的知识存贮在“企业”中,无法还原为个体的人所拥有的知识。而且,这种知识“在干中存在”,“在干中形成和使用”。在直接冠以“演化经济学”的新近文献中,开始直接处理经济中的涌现性,如Foster和metcalfe,J.S  讨论经济中的自组织和型态生产;Dopfer和Foss 综述了经济中的层级结构,区分了经济中的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问题,把企业解释为企业内主体之间和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动态性的涌现后果。何梦笔讨论了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采纳一种本体多元论假设,提出“世界是由具有涌现特征的许多实体所构成的,这些主体具有自主的本体地位”,这意味着作为个体的人只是分析主体之一。由此何梦笔质疑了代表性企业个个体,以及抹去结构信息的宏观加总数据,例如资本总量。此外,西蒙、马奇,兰罗伊斯,霍奇逊,losby,witt, cyert and march等涉及过演化经济学的经济学家都不同程度涉及和处理涌现性问题。

      其实,涌现性在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学中也得到深入的研究。我在几乎每一本演化生物学著作中,都详细地记录了作者对于涌现性的论述。这里,我先以哈佛大学生物学家E O.威尔逊的论述为例说明生物演化中的涌现性。威尔逊(2009)总结生物学的两大基本定律,其中生物学第一定律明确阐述了生物特性的不可还原性。(类似的,物理学家、夸克的发现者盖尔曼也有更加详细讨论,见《简单性和复杂性奇遇:夸克与美洲豹》)

      生物学第一定律:所有的已知生命都服从于物理学和化学法则。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特性都可以直接通过物理学和化学来解释。也即,复杂生命机器在被分组成要素和过程时,它们的每一部分以及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都符合已知的物理化学知识。生物学第二定律:所有生物学过程以及区分物种的所有差异性都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

       威尔逊所说的第一定律也可以说是生物学中的近可分解性与涌现性定律。他指出,细胞分化不能直接用物理化学来解释,但在细胞层次,组成细胞的分子和它们的复制可以用物理化学解释。细胞的所有特性被称为“涌现的”(emergent),意味着它们经过分子作用而来。但是由于这个水平上有着诸多复杂过程,运作方式不容易从物理和化学原理中推导出来。细胞分化必须用不同于物理化学的语言,在分子水平上进行解释。涌现性被认为是已知非常复杂难以理解的东西,它必须用比喻或一种不同于创造它的过程中使用过的词汇来描述。生物学中的很多情况存在突现特征,目前在物理和化学中还只能牵强地将其联系为偶然性。

      由于威尔逊的分子-细胞两层次分析,我们很容易想道经济学中的个体-企业两层次。通过构造一个生产函数,代替对于企业的分析,实在是太过于简单了,解释力极为有限。其实相同的投入,带入生产函数,必然代表相同的产出,然而真实经济中,相同的投入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产出效果,其根源在于企业内个体相互作用和企业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者存贮和适用于企业中的惯例不同。可以说,通过构建生产函数只是掩盖我们对实际经济过程的无知。而开展针对“企业”的经济研究,无疑导致经济学家们被迫开始认知和理解经济系统中的涌现性。涌现性的一般理论告知我们,个体层面的成本收益分析,以及解释个体行为的理论和概念可能根本不适用于组分相互作用形成的新层次的功能和性质分析。约束条件下的个人消费决策中的边际分析与企业生产理论中的边际分析共享的同一逻辑是不适宜的,因为这种共享一种分析理论肯定忽略了层级间的涌现性问题。回过头来看,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纳尔逊和温特提出“惯例”理论,正是他们看到无法在个体层面和企业层次共享一种分析逻辑,导致了他们新理论及其全新概念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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