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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改革就是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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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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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价最高,传统不可少  

2010-09-12 12:03:4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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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托克维尔所言,我心中最大的激情是对自由的热爱。自由,直接地表现为个体的自由选择行为。自由选择行为的一个子集是当期最大化经济计算,此外,自由选择还可以基于个体恪守的其他行动依据:情感、习俗和惯例(有必要把人类绝大部分情感反应归为适应性进化结果,这为所有理性至上主义者所忽略)。不仅如此,自由还有间接和制度维度,即自由间接地和制度化地表现为群体形成个体当期理性可能反对的一系列约束规则,成文和不成文的。

      其中,自由的时间(历史)维度需要特别强调,由此可以推导出自由为什么还应立基于对传统服从。每个人一生下来不服从于任何理论假设,他被抛入历史之流的某一个时点,不可选择地接受了他的禀赋、地位和财富状况。此时,给定一个机会均等的自由选择程序来适用于社会,正如海就下文中所说的,弱者其实得不到均等的机会。也就是说,某种马太效应将会出现。那么,是否需要由此启动一个立法进程,在选择之初就给予各类弱者以特别的保障条款?不需要。不应该如此。对此,罗尔斯有很精辟的阐述,就是词典式地排列正义诸原则。在海就选导师的案例中,我们可以把那些“权”“利”都处于劣势的人比拟为"最少受惠者",如果做出某种特别保障条款,确保他们选择生源方面不劣于权利优势者,例如可以确定类似于人类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减少导师指导学生人数的最高限度,例如2人。确保任何导师都有2名学生以后,剩余数可以听凭自由选择。这样的制度安排保证了最大的抽象性。因而被诺齐克所批评的差别原则色彩也最大可能地淡化了。

      海就关于“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宪政安排”是关于人类性规则和婚姻规则一个很好的启发性解释。给定自由选择,或铅笔社朋友所说的契约自由,一个“权”“利”优势者娶老婆的可能数量甚至可达数百人乃是更多。这种事情在今天的文明社会中都基本绝迹了。这难道仅仅是法律限制的结果吗?是理性思考的人们制定了这样的法律?不是。正如海就兄指出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的确自发地形成了一些规则,来保证弱者的权利,如一夫一妻制,……假如有自发形成的传统规则,就去遵守它。”根据适应性造就复杂性的命题,在文化演化的适应进程中,我们试验过你能想象出来的几乎任何制度安排,在时间的河流中,多少制度安排被淘汰出局。它们或许是不能很好地解决冲突,或许是过于复杂繁琐,或许是经受不住外来冲击等等。

     对于弱者的关怀,又不宜拔高到不适当的底地步,以至于冲击到词典式排列的正义原则的第一原则。这种平衡是如何被人类处理的?那就是宗教、道德、传统和习俗,这方面的规则引导和约束者人们。这方面的规则被认为的压抑使之难易发挥作用的社会,自由主义最容易被丑化和攻击,于是假弱者关怀的出师的革命盗用正义的名义出场了。不能不说,五四以来,中国人就在这方面犯错误,愈演愈烈,直到今天。大规模、全盘性反传统(以五四为标志,以49革命为颠峰),加之另一股潮流的夹击——理性的滥用,我们就清剿了自由由以奠基的社会土壤。这是百年中国,自由及其一系列支持性制度安架构和制度安排不彰的根本原因。反传统、崇理性可以做极权主义的朋友,又可以做还原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朋友,它唯独不是基于传统和宗教精神的自由主义,或者保守自由主义的朋友。

      由此开出的政策建议是:抛弃对于革命的幻想,抛弃对改革的幻想,解除公民社会抑制、解除宗教抑制,进一步扩大各领域的开放,在既有经验借鉴(如此众多,如此宝贵)和相互作用和适应性学习中渐成共识,以期待一个具有强演化特征的自由、开放、宪政和民主社会。

 

 附:朱海就

选导师与讨老婆:公正需要规则与宪政的保障

业进兄说我的思想接近诺齐克,过去较长时间,我自己都是这么认为,但是最近发生的事件,使我不经意间思考,罗尔斯弱者优先的权利观是否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昨日研究生选导师,我们学院规定一个导师最多可以带三个学生,导师和学生双向选择,这个规则由学校行政部门制定的,看上去是很“公平”的,但是,在学生“趋权、趋利”偏好的作用下,有行政职务的(有权),有课题的(有利)的老师都有很多学生追捧,而年轻的、资历浅的老师,却倍受冷落,无人问津。我们的权力社会,在这些方面都会体现出来。

这个制度,其实是侵害了这些年轻老师的正当权利,他们指导研究生的权利被剥夺了。我们支持自由竞争,但在竞争并不是在理想的真空状态下展开,在零起点上进行,而是在竞争还没开始的时候,高下往往就已经决出,就像我讲的这个例子中,有的老师事先有行政资源,他们就处于有利的位置,就像在市场竞争中,有的企业有政府背景,有的没有背景,有的学生家庭背景好,有的学生家庭背景差,这些差异都将影响竞争的结果一样。

在这种客观事实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是否对“竞争”予以限制?如进一步限制那些有权有利的导师可带学生的数量。在我们的社会中,的确自发地形成了一些规则,来保证弱者的权利,如一夫一妻制,设想假如象我说的例子那样,假如规定一个男人可娶三个老婆,那么,一定是有钱有势的男人都有三个老婆,而穷小子没有老婆可讨了,结果和我前面的例子完全一样,因此,假如有自发形成的传统规则,就去遵守它。那么,没有自发形成的规则可循的情况下,怎么办?在我选导师的例子中,就是没有传统可循的,这是,最重要的是一个真正体现公平的规则,而不是由行政部门制定的规则,这个公平的规则只有在当事人,如我们这些研究生导师都参与协商讨论,共同确定的情况下(其实这就是“宪政”),才可能存在。这就像Ostrom说的公共池塘的规则应该是如何确定的一样。

因此,自由和权利,需要一系列的辅助制度,如补偿原则和限制原则等等去保证,当然特别重要的是,还要有产生公正制度的程序(宪政)。拉美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也许原因就在这里,只有一个目标,没有其他辅助的制度,更没有宪政的保证。经济学家华生担心国企私有化改革之后,会产生严重的社会不公,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假如辅助制度和宪政条件不具备,国企的资产很可能会落入有权有势的人手中,而普通老百姓得不到,就像现在有的地方正在发生的一样,原来俄罗斯国企改革的结果也正是如此。

可见,自由方向的改革,其实是在刀锋上行走,成功很难,而失败却很容易,因为要使这种改革成功,需要太多的条件。并且,我也想到,自由竞争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适用的,假如资源是固定的,如选导师的情况,竞争就是不适用的,只能是采取宪政的方式解决,假如资源是可以增加的、开放的,那么竞争,无论其初始条件如何,还是适用的,如穷二代和富二代之间,竞争的过程会改变他们的相对地位。

在一系列规则和宪政保障下的市场竞争(不是选导师那种情况),一定是有利于所有人的,包括弱者。在发达的文明社会中,人们也是主动地关注弱者的利益,优先考虑弱者的利益,这种道德素质,也是他们宪政的最终来源,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却是对自己利益的考虑优先于对弱者利益的考虑,如在选导师的例子中,我看到的就是这样,多数有权有利的导师,因为学生的追捧而自得,而不关注他人的利益,所以宪政不可能在我们中出现。

社会的文明程度,体现在对弱者的关注程度上,这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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