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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改革就是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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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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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建议——读大卫.鲍茨  

2010-07-08 08:48:2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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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桑塔菲研究院(SFI)研究复杂适应系统的科学家约翰.L.卡斯蒂(John L.Casti)指出,复杂系统遍布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从城市交通网络的流动模式,到金融市场价格的涨落。与复杂系统相对照的简单系统通常或者是少量的个体对象,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比较弱;或者是封闭气体或者遥远的星系。其中所包含的对象数目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可以采用统计平均来研究它们的行为。复杂系统涉及中等数目的主体:司机、交易人、分子……。复杂适应系统中的主体通常具有智能性和适应性,它们可以按照规则作出决策,随时准备根据接受到新信息修改自身的行动策略。在这些系统中没有独裁者或集权统治者,没有哪个司机、交易人知道系统中其他主体在做什么。复杂系统的主体根据局部信息而非全局信息作出决策并修改其行为规则(约翰.L.卡斯蒂,1998:1-2)。

鲍茨在《古典自由主义》一书中以交通系统为超市为例说明市场,这个复杂适应系统。旧金山湾区有三大机场,每天起降飞机数千架,准是起飞落地,不相碰创,这个中交通管理系统似乎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任务。然而 ,旧金山湾区人们驾车出行的次数是起降飞机的数千倍。这个包含数以百万计的汽车出行系统的复杂程度超出任何交通管理系统的管理能力,我们不得不让它自行运转,靠的是遵循几条简单的抽抽象规则——靠右行驶,红灯停绿灯行,左转让直行等。有计划地指挥和协调所有机动车的驾驶根本是不可能的。现代化超市是一个普通的地方,但绝对是无限复杂的自发秩序让人惊叹的例证。这种自发秩序被称为市场经济。鲍茨把市场与人类文明的根本特征相联系,人类是发展出非亲属合作的唯一物种。市场的产生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人们与他人合作比独自工作能完成更多的任务。不仅如此,鲍茨还指出道德现象与市场相的直接联系。如果没有合作和分工带来的相互利益,同情和友谊不会产生,市场秩序本身就不会出现。市场就是合作。而正是竞争让人们合作得更好。

复杂程度的低的系统是可以的计划的,而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必须靠自组织。

 

一、信息和协作

 

价格。市场交易依赖于信息,然而市场的信息并没有集中存放在一个地方。其实,市场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地收集处理和使用分散知识和信息的机制。在市场中,重要的信息主要包含在在价格中。价格系统反映了数以百万计的生产者、消费者和资源所有者的选择,而这些人也许从未谋面,也从来没有一起合作过,但是市场价格机制让我们联合在一起制造人们所需要的东西。

竞争。市场中的消费者决策都是边际决策,这些决策在影响生产者的生产决策。消费者的偏好引导生产决策,生产者未为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展开竞争。这些决策被数千、数百万、数亿次地重复,一个复杂的协作系统就出现了。正是企业为吸引新的客户而进行的竞争产生了这样的协作。每年都有许多公司做得好而得到市场报酬系统的奖励,同时有数以万计的公司退出竞争,这就是市场所谓的“ 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

社会主义。奥地利学派证明了正是市场价格的缺位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无法运转。计划者认为生产问题是一个工程学问题。然而工程师不能告知人们制造汤罐是用铝皮还是铂金。工程师会告诉人们银线或铂金线比铜线导电性能好,但是价格告诉我们导线用铜比用铂金好。经济学问题不是工程学问题。没有价格传递的宝贵信息,计划者只能胡乱计划。价格机制取消以后,以物易物的笨拙方法被迫用于资源配置。迈克尔.波兰尼(2006:182)的研究发现,前苏联的统治者其实比谁都熟知真正的中央计划经济的不可能性,他们都很清楚,但是缄默不语。前苏联装扮的计划经济在五年计划喧闹声的掩护下,政府继续静悄悄地尝试一个又一个商业经济机制,以免于经济的大崩溃。

 

二、财产与交换

 

  中央计划经济下的计算不可能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私人财产权的缺失。私人财产权的缺失导致没有所有者表示愿意以什么价格来交换他的财产。财产权是自由市场创造繁荣的根源。私人财产所有者倾向更好照管自己的财产,他们承担财产的收益和损失后果,具有维护这份财产的激励。这在环境和生态破坏的后果上也是如此。东欧的污染和环境破坏比西方远为严重。鲍茨引用捷克总理瓦茨拉夫.克劳斯说,“对于环境最严重的破坏发生在没有私人产权、市场和价格的国家。”私人财产的另一个好处是消解权力,把恣意的干涉挡在门外。“一个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此外,私人财产还保护隐私和新闻出版自由。

通过分工实现比较优势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交换支持了分工,交换和分工相互激荡、相互强化。每一次自愿的交换都提高了交易双方的效用。通过数以百万计的交易,商品和服务转移到那些对它们估价最高的人那里,整个社会都从中得到好处。资本主义鼓励人们在一个交易系统中为别人提供服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亨利.福特通过提供价廉物美的汽车,比尔.斯科通过提供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比尔.盖茨通过提供给算计操所系统获得财富。

 

三、利润、亏损和企业

 

   对商人和企业家的偏见甚至敌视存在于任何社会,在中国传统社会有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这在源于对于复杂经济系统的简单化的错误认识。相比农民和磨坊主,小麦交易商和批发商只是把小麦通过一个链条转移到消费者那里,而华尔街的股票交易者只是利用不同市场差价转手赚钱,他们增加了什么价值?

鲍茨指出,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里,企业家和商人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甚至应当被看作实际操盘协作过程(即市场过程)的人,把资源引导到最需要的地方的人。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特定参与者,他既不是生产者,也不是消费者,而是通过观察和把握机会,把资源从价值低的地方转移到价值高的地方的人。一个变化的经济环境,人们的需求偏好、需求时间和地点一直处在变动中,此外技术也不是给定的,给定这些因素,市场中的“利润点”总是在不断出现和变换,企业家就是那些试图抹平不时出现的利润点的人。匿名、大范围的市场中的撮合机制是通过中间商完成的。而交易的完成给估价各异的买卖双方都增加的价值,中间商业从中“发现”和获得属于自己的利润。“企业家的作用就是能够发现某种局面下,资源能够比现有方式更有价值地被利用。”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消除企业家的作用的后果。“真正致命的是,复杂的现代经济系统的运转会被粉碎、中断。”商人的存在还鼓励专业化,而从事专业化生产的人则会发现“自己专注于种地而把出产的农产品卖给中间商是最有效率的,消费者在超市而不是亲自到农场购买农产品是更有效率的。”

企业家配置资源的作用甚至更为重大。里德笔下的铅笔的故事,阐明一个看似简单产品背后复杂而迂回的生产链条。“由于生产链条的拉长,各个环节的生产商在消费者购买某件产品之前很长时间就得投资进行生产。于是,有人不断寻找机会让资源的利用更有效率就更为必要。”

利润新解。正如奈特(Knight)提出利润是对承担不确定性的报酬,鲍茨从另一个视角论证到,“而纯粹的企业家利润是来自资源的低效利用核高效利用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式由企业家发现并加以利用的,它反映了企业家对消费者偏好的正确预测” (当然失败的预测意味着企业家承担损失,企业内固定领薪者不会承担这个损失)。鲍茨对人们不满来自市场竞争的高额利润表示了质疑,“你很好听到人们说社会应当帮助那些遭到意外亏损的商人。实际上,我们应该对那些创造利润的人表示感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罗斯巴德的利润观支持这一看法,“利润是一个指标,证明经济失调正在被创造利润的企业家所发现和制止。”或者象另一个奥地利学派领袖克兹纳所说,“企业家寻求利润实际上是在搜寻资源被错误配置的状况。”一个自然的推论,鲍茨论证到,企业家获得的利润越高,说明他所发现的资源利用的现状和资源能够利用的状况之间的差距越大,他对社会所作的贡献也就越大。鲍茨以制药公司为例,指出高额利润是一种信号,说明需要更多的投资来生产这种药物治疗疾病。获得最高利润的制药公司填补了消费者需求和市场现有生产之间的巨大鸿沟。而对制药公司利润的限制将会阻碍对最需要投资的地方获得投资。鲍茨得出一个貌似反常识的结论:因此,需要指责的不是创造利润的人,而是制造亏损的人。市场会通过亏损惩罚那些做出错误决策的企业家。

 

四、经济增长

 

鲍茨对于宏观经济学及其宏观加总数据怀有奥地利学派式的警惕,他指出,生产的目的不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不是国民生产总值(GDP),不是国民收入或其他任何综合统计数字。这些统计方法有许多问题,会导致人们进行经济观察时犯重大错误。经济活动的真实目的是为人们提供更多的消费品。

产生经济增长直接来源的是储蓄和投资。储蓄有两个好处,一是未雨绸缪,为意外作准备;二个是为了在将来生产更多的东西。储蓄有助于在一个复杂的经济体系中构建一个迂回的生产链条,而迂回生产链条(其背后的分工)则是我们提高生产率和生产能力的基本手段。一个复杂的经济体需要一个高效的资本市场来吸引储蓄,以把资金引导到能够产生新财富的投资中去。资本市场是市场提供资金的储蓄者和寻找资金给不同商务活动提供财务支持的投资者共同作用的结果。针对社会上对“纸上资本家”的质疑,鲍茨指出,在越复杂的经济体中,再没有比把资本配置到正确项目中更重要的任务了,市场对那些漂亮地做出正确投资决定的人给予回报是完全正当的。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来源是人力资本的累积和提升。这源于分工的深化也必须落脚到每一个参与分工的人的技能的提升。经济增长的第三个来源是技术进步。250年前的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技术不是给定的,它经济过程的内生变量,构成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源泉。鲍茨最后指出人们常常忽视的经济增长的第四个来源,即经济组织的进步。组织试验意味着一个由财产权、法治和最小政府所构成的制度框架允许人们在最大范围内试验新型合作方式。公司、互助基金、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其他各种组织被发明出来解决特定的经济问题。有些组织实验失败了而别人们抛弃。市场经济的反馈机制确保成功的组织形式被复制,不成功的组织形式发展被阻止。

 

五、政府不当管制破坏市场自发协调

 

政府在经济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保护产权和自由契约,以便市场价格能带来无数个人计划之间的协调。但是如果政府超出这个角色,试图提供商品和服务,或者鼓励某些它认为合意的结果的出现,那它将无助于市场的协调而是破坏协协调。例如,价格的功能在于传递信号,如果政府控制和干预价格,它们就不能正确地传递信息,信息失真,协调就遭到破坏。鲍茨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干预价格对于经济发展的破坏,就像干预语言对对话的破坏一样。” 接下来,鲍茨就政府干预的几个常见领域予以抨击,就业保护、价格管制(租金管制、农业保护)、税收、管制、国际贸易、政府生产过程。

鲍茨提请人们重新认识,经济或者经济政策的目标不是创造就业岗位,而是生产人们需求的产品。我们如果承认熊彼特“创造性破坏”在经济演化中扮演的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就必须接受经济过程中一些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经常中止当前的使用安排,转而被配置到其他更有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中去,这就是失业的本质。由政府出面设法维持某些工作岗位,维护对他们的产品的需求,就是无视竞争和创造性破坏的建设性作用。关于就业政策,鲍茨的建议是,最好的保护就业的办法是解开对经济的束缚。不要仅盯着消失的工作岗位,而要着眼于新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历史地看,19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和英国有60%的劳动力在农业、马车交通等行业,今天,只有3%的劳动力仍然在上述行业。保护就业的政府干预政策看起来是关心人们的福利,实际上则扰乱价格信号,破坏市场自发协调以及把资源固守在非生产性的方面。

价格管制是政府干预价格信号最直接的方式。有时政府设定最低限价,有时政府规定最高限价。但多数时候,政府的价格管制都是防止价格上涨而制定最高限价。政府的价格管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走向政策目标的反面。作者以房屋租金管制和农产品价格管制为例予以说明。租金管制的目的是为了价格低于市场出清价格,管制的后果是出租房屋数量短缺。租金管制的后果导致更多的后续干预。房主试图采取种种措施减少损失,市参议会则通过法律限制这些行为。租金管制下租户和房主之间不断发生争吵,于是政府组建房主-租户委员会来规范他们之间关系的每一个细节。作者引用经济学家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的话,“租金管制看起来是迄今为止已知的摧毁城市的最有效技术之一,仅次于轰炸(导致的房屋短缺)。”价格管制的另一种形式是规定最低限价 ,例如最低工资法。最高限价导致短缺,最低限价则导致供给过剩。雇主不会雇用那些能力低于最低工资的雇员,劳动力过剩产生了。价格信号被人类扭曲,经济协调被破坏了。市场原本为尽可能为每一个想要工作的人创造机会,除非这一进程受到最低工资法的限制而停止。最低工资法不是增加了最低技能工人的收入,而是限制了他们被雇佣的机会,这是最低工资法的直接后果。

农产品价格管制的后果同样是减缓了农业人口依照价格信息转移的进程。在一个增长的、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体中,人的经济价值相对于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逐渐上升。农产品作为经济中的“第一产品”,清晰地表现了这一规律。不断下降的价格向农民发出的信号是向其他更有利可图的产品生产领域转移。作者指出,1870年美国的农业人口占53%,今天则下降至2.5%。 对农产品价格的保护,扭曲了价格信号,而这些信号原本引导农民调整产品结构,或者引导农民进入生产价值更高的领域。

作者反对高税收,认为超过适宜税收水平的高税收的唯一效果是把资源从消费者希望使用的地方转移到政府官员选择的地方。高税收抑制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在买卖双方之间打入一个楔子,阻止产生更多生产力的交换的出现;高税收打击工作努力;诱导人们把钱花在浪费但能减税的购买上。

针对管制,作者提醒人们对“普通法意义上的规则”与政府和立法部门颁布的“管制法规”严格区分。正如哈耶克早就提出警惕现代社会的“私法公法化”趋势,鲍茨指出,一些规则是产权和法治制度下市场经济的固有部分,是普通法的固有构成,但不幸的是,今天绝大多数由立法机构和行政部门颁布的管制法规不在此例。这些管制法规不是哈耶克的“抽象的一般行为准则”,而是为了某些经济目标设计的,这种目标不同于市场过程的自然结果。管制每年给美国带来数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管制让市场参与者无法发现和纠正并不明显的市场协作失调,管制的代价总是阻止自发交换的出现。管制的真实动机常常来自人们自利动机最坏的方面——试图通过政府强制来得到通过市场竞争无法得到的东西。不怀疑许多管制的目标是善意的,但是通过管制来实现这些目标却弄巧成拙。因为这里有一个信息基础急剧缩小的问题。管制是用一小群容易犯错误的官员的判断来代替那结合了数以百万计人们需求和偏好的市场过程,它建立的是一种静止的、向后看的规则,不可能应对变化的环境,以及自愿的交换和契约。

关于国际贸易领域的宏观干预政策,如贸易平衡,出口导向等作者提出了釜底抽薪式的抨击。国际贸易是比较优势原理的一个应用。在扣除了关税、遥远的运输导致的成本以后,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从事专业化的人们如果发现交换仍然是划算的,贸易就会发生,无论贸易双方身处何地。在一般意义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没有任何不同。对那些把国际贸易单独处理和看待的做法,鲍茨指出,国界的划分竟然会扰乱人们对贸易的好处的看法。也许这是因为“贸易平衡”的数据是以国家为基础统计的。作者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基于国家的宏观贸易数据并不能得出正确的贸易政策。作者问道,但谁能计算纽约州和新泽西,或者马萨诸塞和加里福利亚之间的贸易平衡呢?“贸易平衡”概念是一个纯碎的误导。从个人和企业之间的贸易到国家的宏观贸易数据之间,服从同样的逻辑。作者指出,国家间的贸易平衡就像在国家内部的个人之间的所有贸易一样,如果每一次这样的贸易在经济上是可行的,集合起来就不可能有问题。作者指出一个基本经济学错误:出口是好事,进口是坏事。对于那些偏好顺差的重商主义政策,作者引言巴斯夏的辛辣讽刺回敬,一个国家要改善它的贸易平衡,只需要把一艘货船装满出口货物,出发时登记一下,然后沉到三海里线之外就可以了。与那些把国际贸易看作国家间竞争的看法相反,作者视国家贸易和国内贸易别无二致,都是合作的一种形式。在贸易中,商品是由个人和企业,而不是国家所生产的。是无数个人和企业进行生产和交换。“日本”并不生产电视机;“美国”也不生产娱乐。在国际贸易中,也是价格体系在指引各个地区的人们该生产什么,答案很简单,参照价格体系,“任何能够带给我们最大利润的东西”就是值得生产的。一美元的薯片和一美元的芯片的价值是一样的。贸易的发生只需要贸易双方具有比较优势,而并不一定具备绝对优势以开展分工生产。国际贸易通过扩大市场半径,从而深化分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国家间的自由贸易还能刺激竞争,促进技术进步。例如美国的半导体厂商面临日本的严酷竞争,迫使自己把资源集中到自己的强项——精密设计逻辑芯片上。贸易保护主义试图建立贸易保护壁垒时,试图保护一些产业和就业岗位,却阻碍了市场的信息传递和协作过程,让整个经济付出代价。自由贸易还有助于公民社会培育和降低战争的可能性。作者引用亨利.乔治的话,“用军舰封锁对方是的港口是国家阻止敌人贸易的一种手段;而保护性关税则是国家阻止自己人民进行贸易的一种手段。贸易保护主义教给我们的是,用战时对待敌人的方式,在和平时期对待我们自己。”此外,国家商业关系把彼此的利益联系的一起,促进和平的前景。

 

六、信任政府还是信任市场

 

政府出台公共政策往往突出其看得见的效果(“送”)的一面,而有意无意掩饰其背后(“取”),以及如果这笔公共经费用于其他事务可能带来的效果的另一面。这巴斯夏的著名的公共政策“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原理。用经济学家赫兹利特的话就是,“经济学的艺术在于,对于任何法律和政策,不要只看当前效果,还要看长期效果,不要只追踪政策给一个集团带来的后果,还要看政策给所有集团带来的效果。”应用此原理,诸如此类的公共政策都是需要重新审视的,地方政府政客建议征税为一个拥有职业棒球队的亿万富翁建一座体育馆;联邦政府给克莱斯勒公司提供15亿美元贷款担保;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的“节省 劳动力的机器不应被应用到欠发达国家,因为这样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建议。

价格体系以及整个市场机制是文明演化的奇迹。作者最后强调,信任市场这一演化出来的奇迹。人类社会伟大的自发制度——法律、语言、市场——不是任何个人设计出来的。所有人都参与了让这些制度有效运转的过程。我们只需要记住,让市场自己完成它的奇迹,不要让笨手笨脚的政府干预过深,否则它就会慢慢停下来。

 

参考文献:

 

[1]大卫.鲍茨.古典自由主义:入门读物[M].同心出版社,2009

[2]约翰.L.卡斯蒂.虚实世界——计算机仿真如何改变科学的疆域[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

[3]迈克尔.波兰尼.社会、经济和哲学[M].商务印书馆,2006

 

 





本文“古典自由主义”一词依照大卫.鲍茨(David Boaz)的著作Libertarianism:A Primer 中文译著名称,但是该词译为“古典自由主义”还是“自由至上主义”,秋风、刘军宁等认为译为“自由至上主义”更为确切。本文采用作者原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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