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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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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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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正确的福利制度”  

2010-06-26 21:15:4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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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先生呼吁建立“正确的福利制度”,以此“改变收入分配失衡局面”,秋风指出,“当下中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严重问题不是国民收入较低,而是收入分布严重失衡。直白地说,就是贫富差距过大。贫富差距过大不仅造成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也导致社会结构断裂,以及国民精神扭曲,这样的扭曲在富人、穷人、在强者、弱者身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因此,在收入分配领域,公共政策应当致力于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作者正确地指出纠错途径:“为此,政府需要更有效地保护弱者的自由和权利,提升其参与企业合作剩余分配的能力。”但是作者接着指出,“但此一办可能缓不济急,矫正收入分布失衡的更为迅捷的办法是政府通过福利制度,增加中低收入者的福利收入。”

对此,我不同意秋风先生的意见。全盘性的福利制度,也就是说,把福利问题当做一个全盘性的制度设计,以此改善人民的福祉,是极具误导性的。没有正确的福利制度和不正确的福利制度。福利,仅当出于救济的目的,救济处于因为种种原因处于困境中的穷苦人,才是正当的,可接受和可持续的。用经济学家冯兴元的说法,在福利问题上,政府的恰当的角色是“辅助性”的。辅助性、救济性,是福利制度的基本原则。

当前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太低。《新京报》报道,该比值从1983年的56.5%,降至2005年的36.7%,22年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近20个百分点。《人民日报》报道,从1993到2007年,劳动收入由GDP的49.49%降至39.74%. 陈志武教授指出:这种下降趋势始于1990年左右,之后基本在一直强化。如果还不扭转,劳资矛盾会带来沉重代价,甚至引发极端的社会报复行为。根据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常兴华的研究,在1992年至2007年间,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别增长了9.83倍、19.35倍和7.52倍。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其他主体收入增长速度;企业收入增长主要是本世纪以来比较快,超过了平均增长速度;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始终是最慢的,且低于平均增长速度。这是一种并不对称的增长。结果,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的研究表明,根据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进行了四次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 从消费来看,近几年居民最终消费率出现了大幅下降。从1999年的47.6%水平急剧下降到了 2005年的38.2%.在居民总体平均消费倾向变动不大的情况下,唯一的影响因素必然是居民最终实际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出现大幅下降。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居民最终实际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从1999年的63.34%下降到2005年的49.55%.(徐平生,2006)

这些数据揭示的事实是,在一个自由自愿的劳动力契约过程中,呈现了中国普通的劳动者的收入在整个国民财富中的比例过低的宏观后果,这一低比例是是系统性剥夺的结果。这一不合理的结果事态,是不公正的。然而这个不公正是“一连串事件”,如周其仁说,“收入是一连串事件”。这种系统性剥夺是如何发生的?一是歧视性制度供给。通过身份歧视,基本公共服务的歧视性供给,使广大农民和农民工参与到现代分工体系中的谈判能力受到极大制约。为此秋风的建议是非常正确的 ——政府需要更有效地保护弱者的自由和权利,提升其参与企业合作剩余分配的能力。二是垄断和管制,通过垄断和管制大量经济领域而获取不正义的收入。垄断和管制限制了私人部门发展,限制了个人的创造精神的发挥,间接地限制了私人部门和劳动力个体的谈判能力,从而影响到期基本权利的实现。

歧视性制度供给、经济领域的大量垄断和管制是贫富差距的根源。恰恰这两个原因的最大推动者都是政府本身,我们又如何在这种局面下求助于政府提供和生产更多的福利呢?这是自相矛盾的。秋风说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先搞福利,搞正确的福利。全面的福利制度没有正确的。无论就中国的情形分析,还是国际比较分析,全面的福利制度要么导致政府全面干预经济;要么出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乏力;要么还在经受检验中。全面的福利制度必须在任何社会,任何发展时期受到人们应有的警惕。

但是警惕全面的福利制度的同时,我们同时指出释放经济发展的活力的极端重要性:第一,制度供给的平等、普遍、透明、无歧视;第二,救济性、辅助性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平等、普惠;第三,“经济去国家化”,政府干预力量和国有企业全面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深刻反思凯恩斯主义干预政府的经济学基础,看清宏观经济学的伪科学性质;深刻反思国有企业存在的根本目的、涉足领域和范围限度。改革要向经济全面去国家方向前进。第四,把国家的主要任务从搞建设转移到搞保护和维护公平正义上来。保护人民的财产和自由是政府的基本业务。原来说不搞阶级斗争,需要把精力转移到搞建设上来,具有历史原因。但是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到必须从搞经济建设的迷雾中走出来,转移到搞保护和维持公平正义上去。但是这里又有一个极大的误解,秋风就是把这个误解推波助澜的人,就是说,一说维护公平正义就是要给穷人搞福利,这是完全错误的。维护公平正义99%的含义是维护任何人包括穷人和富人、中等收入者的各项权利。只有那些处于困境中无法自救的人才可以由政府出面救济性地提供福利。随着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恢复,随着公平正义的维护得到增进,那些处于极端困境的情形将大大随之减少,对此我们要对每一个人的创造能力和理性抱有信心,对市场抱有信心。

这里面的微妙之处是,权利的贫困和财富的贫困往往互为表里,互相促进;权利的保障和财富的增长互为表里,互相促进;如果不看到这一点,用全面的再分配福利制度去处理因为权利的贫困导致的财富的贫困,最终只能导致政府在错误的方向上一再巩固错误,愈陷愈深;而人民也被误导到愈求助于政府愈陷于贫困的境地。抱有信心,对市场抱有信心,这是一种看不见的秩序,没有简明的直接因果链条供人们把握。因为,迄今,好像人类的理性总是必须藉由因对于秩序的错误的理解而遭致严厉的惩罚才能得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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