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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改革就是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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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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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交换和文明的演进  

2010-03-02 21:45:3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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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已发表于汪丁丁主编《新政治经济学评论》总第十四期

摘要:本文全面评述了H.奥菲克《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的经济演化思想。立基于考古证据的理论推测,脑容量急剧扩张、直立行走、言语能力的出现这些关涉文明出现的核心事件,与交换、以及由交换启发出来的劳动分工/知识分工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在大跨度的演化时空中,交易安排的复杂化和扩展支持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从而交易成本是分工获取合作收益的必要代价。在这一框架中,“交换”和 “分工”被重新纳入经济分析中心位置,并置于更大时空维度中用以解释文明演化现象。

关键词:言语能力   交换   演化

 

Division of Labor, transa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 Review to H. Ofek ’s thought of economic evolution in "Second Nature: Economic Origins of Human Evolution"

LIU Yejin

Abstract:This paper made a comprehensive review to  H. Ofek’s thought of economic evolution in his famous work “second nature: economic origins of human evolution". Based on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ur theoretical speculation argue that the critical cases concerned civilization such as the rapid expansion of brain capacity, upright walking and occur of language ability closely related to exchange, as well as e the division of labor / division of knowledge inspired by transaction. In large-span evolutionary space and time, the complexity of the arrangements for exchange and its expanding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iz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So that transaction costs are considered the costs of obtaining cooperation return though division of labor .In this framework the analysis to transac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are put back into the center stage of Economic analysis ;and been implied to interpret  the phenomenon of civilization at a larger spatial and temporal dimensions

Keywords: language ability   transaction   evolution

JEL Classification   N00 ; P50; Z10

 

 

 

 

 

奥菲克的Second Nature: Economic Origins of Human Evolution 2001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著作一经面世,好评如潮。Rick Szostak(2002)在JEL撰文指出,“奥菲克(跨学科)傍征博引、文笔优美,发展出关于我们人类遥远过去的一种新奇的解释,有可能为许多进化之谜提供了潜在的答案。当职业经济学家正尝试性地采取步骤以期对人性作出更为微妙精细的解释时,奥菲克的分析为人类个体和社会水平上的复杂性提供了一种经济学推理。”Gordon Tullock (2004)在Journal of Bioeconomics发表的书评文章中称赞此书是经济学和生物学跨学科结合的典范之作。“奥菲克的著作不仅讨论生物学,而且也的确讨论经济学,并深入引用亚当.斯密(指奥菲克处理和发展了交换和分工这一斯密重大主题)。”图洛克认为这是一本激动人心的作品,“在我看来本书是关于我们远祖早期历史解释的一种全新开始。不仅经济学家感兴趣,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也会同样感到激动人心。”“如果人们由此(著作)被引导到去阅读斯密,那就太不好了。”可见,图洛克特别强调奥菲克的贡献和斯密之间的紧密联系。Alexander J. Field(2002)在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发表书评文章指出,“这是一本既具野心、激动人心、文笔优美的著作。正如亚当.斯密所关心的,奥菲克关注人类交换的天性。奥菲克没有方便地假设这一天性是新石器时代以来文化演化的人工制品。奥菲克把交换的起源推至更加遥远的更新世时期,并把交换的起源与那一时期的气候稳定化相联系。他把交换作为新石器时代演化的充分条件(原因),而不是它的演化结果。”此外,Science 和Nature都发表了此书的评论。Science的评论:“奥菲克对自己关心问题有良好的、非常有说服力的思想,这对人类早期进化进行经济学的分析来说是重点与核心……《第二天性》是一本令人振奋和有趣的书,对于人类怎样走到今天,以及我们应该怎样进行研究,它提出的问题是具有说服力的。”Nature的评论:“奥菲克在经济学和生物学之间建立了有趣的联系。”

尽管如此,H.奥菲克的演化经济学思想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更多关注,甚至也没有得到演化经济学的更多关注。本文立足于奥菲克的《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全面评述了浸透其中的经济和社会演化思想。奥菲克揭示了人类通过“交换”而谋生这一人类独有(常常被人们视而不见)的深刻特征。而交换所需要的“沟通、量化、抽取重点和时空定位等”构成人类文化进化的选择压力。由此,语言、数学和艺术等抽象能力在某种“军备竞赛”的进化压力下得以快速进化出来。奥菲克提出的鲜明观点即:交换不仅仅是一个现代文明的人工制品,它更是人类早期的进化因素。然而既有的考古学、人类学和经济史研究罕有把交换提升这一高度来认识。按照传统的生物学和人类学观点,不能解释人类超乎寻常的认知技能和早熟,这不符合自然选择的理论推测。奥菲克提出列举了七点人类进化中难以或未经解释事实,他认为,其中隐含着“深刻的经济学内容”。把经济学原理和演化学说应用于早期人类的进化问题,提出“交换”作为一个进化因素在人类“脑容量的扩大”和“生存环境的扩大”的重大作用。奥菲克的学说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的应用时空范围,在经济学和生物学的跨学科研究中做出典范性的贡献。

亚当.斯密把财富的原因归为分工,并认为这一过程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亚当.斯密,1996:12)。”斯密猜想分工-交换的天性是演化的产物,并回避了演化的进一步原因,“这种倾向,是不是一种不能进一步分析的本然的性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是言语能力的必然结果,这不属于我们现在研究的范围(亚当.斯密,1996:13)。”斯密猜想,即言语能力导致交易和分工,是极富启发性的。相反,奥菲克认为,交换诱导和启发认知技能的进化并导致言语能力最终涌现。言语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与分工和交换所必需的某种思维抽象程度显然具有极大关联。“交换要求人们在沟通、量化、抽取重点和时空定位方面具有一定的机敏,所有这些都取决(即施加选择压力)于人们头脑中的语言、数学和艺术功能(H.奥菲克,2004:1)。”

交易的天性

理性和言语能力

分工及其巨大回报

 

 

 

图1. 虚框中为“斯密猜想”

 

 

一、奥菲克的工作开始于斯密中止的地方

在斯密研究终止的地方,正是H.奥菲克研究开始的地方。奥菲克的贡献在于完全摆脱经济学古典和新古典范式分析的范围和方法论限制,发现了分工和专业化、以及非亲属间的匿名市场交换在人类进化中的根本重要意义。奥菲克发现,在人类这种物种的进化中,不同于动物植物世界的非亲属间交换(及其背后的分工和专业化)的关键作用远未被生物学家和经济学家所重视。如果说亚当.斯密发现了被称为私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运作原则,那个指导近代300多年来人类赖以生活的“合作的扩展秩序(哈耶克,1988)”的“看不见的手”,那么,H.奥菲克则把这只手的作用时间大大向前扩展到了至少30万年前。专业化和分工,以及与此如影随形的市场交换,根本就不是一个近300年来的带给人类丰裕的秘密武器,“它不是一个现代文明的人工制品(H.奥菲克,2004:1)。”它是一个文明现象,一个进化现象,一个生存策略,一个自然现象。这个主题完全超越了近现代以来的古典和新古典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和古典范式所指出重要意义。分工、专业化和非亲属间交换,不仅仅具有“国民财富的原因”的意义,它是加速人类进化和文明演化的根本动因。

人们不会同时买和卖同一种物品,交换的背后必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来自资源禀赋;也可来自资源禀赋诱导出来的专业化分工;天生两个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之间也可以实行专业化分工,然后交换获得合作剩余,这是所谓内生比较优势(杨小凯,1999:6)。杨小凯认为内生比较优势随着分工的深化而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在演进的动力,而李嘉图的外生比较优势则对于分工、生产率进步和加速知识积累没什么影响。显然,杨小凯重内生比较优势而轻外生比较优势。但是我们把生物学和经济学联系起来,把观察时段拉长,把比较优势、分工和专业化与人类进化和文明的演进联系起来,杨小凯的思想就需要修正。在某些时刻,外生比较优势诱导了分工和专业化,因此居于主导地位;而在更长的演化时间里,可能内生比较优势在积累知识和技能的作用更大。还有可能,在人类进化的漫长时期内,专业化分工和脑的进化、人体结构的变化相互促进,区分促进专业化分工的因素划分为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也许根本就不是合适的概念。

交换像口语和语言一样是一项人类特有的基本技能,是一项需要用演化解释的适应性(提高早期人类的适存度)行为。随着人类进化和文明演进,出现了惯例化、借助于货币的制度化交换,这就是商业交易。交易的扩展,由近距离向远距离,由小规模向大规模变迁,这时交易常被称为贸易。交换、交易和贸易具有相同的本质,都是分工的另一面,作为一种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机制,一种大范围合作协调机制。任何人类的专业化和分工都是无中央控制者的客观上的合作行为,这种合作行为需要交换来协调才能进行下去。这一合作进程中,当事人自己不一定能够看得见、感受得到这种超越当事人自身感知的合作状态。在进化适应中,人类形成了特定的地理范围和时间范围感知限制。

H.奥菲克认为交换需要抽象能力和相互信任。而抽象能力和信任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获得的,因此,交换“是人类的普遍倾向,并带有明显的进化含义(H.奥菲克,2004:1)。”自然选择进化论并不能完全解释许多人类进化现象。更加合意地解释人类进化中的一些疑点,有必要借助经济学分析,特别是关于专业化分工和商业交换(H.奥菲克,2004)。

与斯密的工作相联系,并迥异于斯密的猜想,奥菲克关于交换、言语能力、推理和精神能力之间的关系推论是极为引人注目的。在交易和分工这一重大主题早已从经济学主流范式中淡出的今天,重提这一主题并得出新的有一定说服力的解释,意义是显而易见。奥菲克拒绝了方便的解释——交换能力是我们的文化演化的副产品。关于斯密猜想——交换的天性是我们言语能力的结果,奥菲克的回答是,相反,恰恰是交换构成一种选择压力,在这种选择压力下,我们的一般智力能力(general intelligence)是它的副产品。这一看似惊异的结论有其坚实的理论和考古依据。首先,只有只有复杂的社会交往复杂性才足以构成对于智力的最大选择压力。只不过,Rick Szostak(2002)批评奥菲克,把复杂的社会交往单独地聚焦于拥有高级的贸易技能这一因素。也就是说,从遗传进化来看,我们有太大的大脑和太多的精神能力冗余,不引入交换及其选择压力,无从解释。毫无疑问,在奥菲克的分析框架下,制造工具能力是为了便利劳动分工,以及与其紧密相关联的交换。而过去,我们一知认为相反,把制造工具的能力作为一个“定制(modular)”的前提。其次,我们人类食物结构的多样性现实。我们的肠胃已经进化成消化多样性食物,相对比例出奇地小的结构,如此小的肠胃在早期人类的环境下没有发展出特别的食物生产和交易安排条件下是不可能个体生存的,亦即,早期人类社会的环境下,没有交换的支持,这一现象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告别边走边吃的战略(eat –as-you-go strategy),走向采集-狩猎生活方式,再到定居农业,其背后依靠的核心要件是分工、专业化和合作,而没有交换的支持,这一切都不可能。最后,考古发现早期人类大范围分布(尚没有形成任何形式的人类亚种,这表明具有足够的交叉繁殖以维持一个公共基因池)和大陆间移民,这也为早期的远距离贸易提供了佐证(Rick Szostak,2002)。我们可以用下图表示这个因果链条。

 

 

 

 

 

 

交换

语言能力

推理和精神能力

工具制造

数量抽象

时空定位

信任

一般智力

图2. 奥菲克推翻斯密猜想及奥菲克自己的新分析框架

 

 

 

 

 

 

 

 

 

二、共生作为分工的一种形式

H.奥菲克(2004:14)认为,在一切生物中,存在三种交换-互惠-合作关系:共生、亲属间交换、商业交换。商业交换唯一存在于人类社会,而共生和亲属间交换则存在于许多生命现象中。共生是资源和服务跨越物种的互惠和护理的转让。人类和驯化的植物和动物间构成共生关系。由于受顽固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禁锢,以主客关系看待外部世界,与人类相关的共生不易被识别。另一方面,共生“从本质上说,是‘种’的经验而不是个体经验。”共生促进物种间的分工,而亲属间交换,尤其是商业交换促进了这种发生在物种成员个体间的物种内分工。

人类从狩猎采集向定居农业的转变被称为第一次经济革命。大约在1万年以前,人类开始发展定居农业,如放牧、饲养动物以及栽培植物以获取食物(道格拉斯.C.诺斯,1994:81)。在此前约100万年的漫长狩猎采集时期,人类消极地适应着自然。而定居农业的出现,则使人类发展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可控食物获取模式——人与驯化动物和驯化植物之间的共生交换关系。定居农业使得人类的文化演化极速超越生物演化进程。

定居农业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定居农业出现以后,人类文明进步的速度急剧提升。在诺斯的比较静态模型中,两个原因导致了定居农业出现狩猎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曲线左移,这意味着,给定一定的边际产品价值,一个地区能够承载的狩猎人口数下降了;或者给定狩猎人口数量,狩猎的边际产品价值下降了。诺斯推测这与人口规模增长和公共产权导致狩猎公地的悲剧有关。第二个原因是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向上移动。这意味着狩猎能够容纳的人口数较以前更少了,因为农业的边际收益更加吸引人。

根据诺斯(1994:85-88)的综述,考古学家V.戈登.蔡尔德认为最后一个冰川期的消失导致的气候巨变,许多动物灭绝,狩猎的劳动生产率下降,迫使人类走向定居农业。而罗伯特.J.布莱德伍德的解释侧重定居农业的边际产品价值上升。由于日益增长的文化差异和人类群落的专业化,文化进化使得人类认识并越来越了解他们身边的动植物,而核心区的自然环境内有许多很快被驯化的野生动植物。刘易斯.R.宾福德和肯特.弗兰纳则认为由迁徙形成的人口扩张对资源产生压力,从而引起生存竞争,新的生存技术诞生了:“人类从捕获大型哺乳动物变为较小的哺乳动物,从采集业转向开发农业(诺斯,1994:88)。”定居农业需要分工(诺斯,1994:104)。没有分工就没有定居农业,而分工需要排他性产权的支持。诺斯本人则强调了排他性产权的原因。史前人类的公有产权使得任何原始人类群落的捕食行为不考虑可持续性。“直到所捕杀的最后一个动物的价值与不杀行动的私人成本相等为止。采集过程也会持续下去,直到在私有产权制度下稀缺资源的收益消失。”大概在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以来,新的工具,密集的人口以及捕猎效率的提高,便正式拉开了物种大灭绝的序幕(E.威尔逊,2005:120)。排他性公有产权制度在演化过程中被“选择”出来,这种选择并不被个体和群体所感知。与阿尔钦安(1950)的“仿佛理性”假说和哈耶克(1976,1988)的文化演进和群体选择思想一致,诺斯提出了排他性公有产权一种可能的演化机制: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不可能预知哪一种选择是‘正确’的。相反,由于许多群落都面临类似的决策,因此,从为生存斗争的角度看,面对新情况所作出的一些探索性反应会被证明是‘正确’的,这就是说,这些决策会使该群落的物质状况变好,从与和其他群落相比会增加生存的机会。选择‘正确’方案的群落,布伦斯有意识的还是偶然的巧合,他们都会从自然选择过程中受益。……狩猎的公有产权与农业的排他性公有产权的差异是解释第一次经济革命的关键(诺斯,1994:88-90)。”

在共生和商业交换之间,存在一个人类和动物界共有的交换方式,即亲属间交换。在食物匮乏还是生存危机的重要原因的时期,亲属间交换具有三项功能:再分配、分工、合作以发挥集体的力量。在食物匮乏情况下,食物分享式是人类活动中的核心组织原则。而在动物中,食物分享作为生命保护措施而存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人类,从非亲属间的交换中获得几乎全部消费品。亲属间交换的直接相关因素是亲属作为交易对象容易识别和建立信任,但是亲属间交换与文明的发展程度没有完全的直接对应关系。现代社会中亲属间交换与商业交换同时存在,这可能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种保险市场的作用,也承担了一定的社会安全网的作用,以对抗分工社会导致的不确定性问题[1]。我们可以观察到凡是保险市场发达和社会安全网完善的经济体中,亲属间交换也相对较少,“契约社会”代替“熟人社会”。

 

三、商业交换的出现是交换飞跃

H.奥菲克(1994:21)考证,商业交换作为一种天性在达尔文1834年3月1日的考察日记中得到印证。火地岛的土著居民和英国皇家军舰“比格尔号”上的船员自发交换了他们的各自所需,用碎布料、铁钉交换鱼和螃蟹,即使一方在送出物品的时候没有索取回报的示意,对方仍然表现出了清晰的以货易货的概念和举动。

商业交换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交换形式,它不受血缘网络限制,以匿名的形式向陌生交易者开放,原则上可以向同物种所有成员开放。人类是目前地球上从事这种交换的唯一生命形式。这种交换形式,连同相关的附属制度安排,在引入货币和资本以后得到迅速扩展,而文明的起源和和维持端系于此。以至于哈耶克认为有必要重新定义资本主义,代之以“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哈耶克,2000[1988]:1)。商业交换的根本重要性也得到了H.奥菲克(1994:23)的强调,“在人类活动中,商业交换这种现象具有普遍的重要地位。人的一生都贯穿着商业交换。商业交换贯穿在整个已知的人类社会历史中。……限制或根除商业交换的企图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是道德说服还是政治压力,或者赤裸裸的迫害,已经被反复证明是徒劳的。”战争、监狱和集中营;语言障碍;交通阻隔都不能阻止作为第二天性的商业交换(及其背后的分工)。诺斯(2008a;2008b)区分人格化交换和非人格化交换,并将从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视为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的根本性转变。非人格化交换过程是一个“整合复杂世界的分散知识”的过程,而“知识整合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反面的事例也说证明了商业交换的重要地位。20世纪,中央计划经济实验者试图取消商业交换,这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我们看到那些试图建立完美计划经济的国家尝试取消货币和商业交换的行动一次又一次被宣告失败,而不得不在计划的幌子下行商业机制之实。

世界各地发生的绝大多数大饥荒并不是因为食物的绝对短缺,而是商业交换系统遭到破坏甚至取缔。广义的商业交换系统包括分工、对要素支付的报酬系统、产品和服务的交易系统,对于其中任何部件的破坏都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大饥荒不是神的原因(干旱、洪水等灾害性天气),而是人为的失策造成的。阿玛蒂亚.森(2002:163-175)的研究表明,营养不足、饥荒受整个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影响,而不仅仅是粮食生产和农业活动的影响。世界上大多数人不直接生产粮食,他们通过在其他商品生产中就业来征得获取食品的能力,涉及到许多不同的行业。这种相互依赖在分析饥荒时具有高度的中心意义。饥荒的出现不能得出禁止市场交易以阻止粮食流动的结论。相反,在一个分工已经扩展到民族国家以外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内,只有通过种种手段使得那些可能面临饥荒的人获得支付能力,即促使他们获得交换粮食和食品的收入。

商业交换是不可摧毁的人类行为的组成部分。运转良好的交换系统为大多数人提供一个隐形的安全网(H.奥菲克,1994:24)。人和动物在共生交换和亲属间交换上没有种类上的差距,而生物界独一无二的商业交换现象把人区别于动物。在这个意义上,商业交换及其整个市场机制表征了文明。[2],而生物学的变化则按照达尔文式的步骤缓慢进行。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仍然在缓慢进行,但是由于其太慢,不可能对于人类的文化进化的迅猛节奏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人的精神功能就像其他物种的特征一样,并不是近期历史事件或现有人类发展阶梯的事物。如果我们现有的开化种群,精神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和表现,那么这是那个种群所在社会中的“手段”和“激励”不足,而不是进化的延迟。从现存未开化社会的落后可以寻找到不同于自然选择在人类进化中的另一条线索,那就是分工和交换复杂化开启的文化进化在现代野蛮人以后的时期所起的重要作用。

自然选择的基本原则——实用原则,即自然选择既不能产生有害于生物体的结构,也不能在它的进化史的一定阶段产生出比它所需要的完善程度更高的结构,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所谓“达尔文的实用原则”,人类智力将不能得到满意的解释。华莱士首先发现这个矛盾,他指出人脑及其高级精神功能(数学、音乐、诗歌等)预期特定的生理特征(手)超出进化所必须的完善程度。华莱士把人类进化(文明特征明显的晚近时代)排除在自然选择之外。天才生物学家E.O.威尔逊也称,“自然选择不适应语言未来的需求。自然选择怎样在文明之前就为文明准备智力?这是人类进化汇总重大的神秘现象。”奥菲克在确证这个疑难之后,明确提出基于分工和交换的“自激式脑进化”假说(奥菲克,2004:34-38)。

交换是进化的独立动因,是人类推理和言语功能的起因(而不是结果!)。早期人类靠分工和交换促进了人类理性,正是分工和交换启动了一个被称为自激式脑进化的极速进化过程,把文明进程不断推进到一个与适应不必要的完善程度(见图2)。在一个交换从共生、亲属间交换和商业交换的演化过程中,交换促进了智力技能。奥菲克指出,

“他们的智力技能在适应意义上不断受到挑战。交换各方从交易中获得的好处不仅就取决于他们智力的绝对水平,而且还取决于他们之间智力的相对水平。交易者治理水平相对低下就会处于比较中的劣势。华莱士首先坚持认为,自然选择没有给这种劣势留有空间。如果有一个交易者略占上风,别人必然要仿效他。这一过程一旦被启动,进化循环就自动地进行,并世代保持增强的趋势,直到达到一种群体意义上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不见得对所有交易者都是最佳的。其结果是在同物种中产生一种自我加强的竞争过程,这就像国家间‘军备竞赛’的升级。这个过程并非人类所独有,……长颈鹿是现存最高的动物,红杉树是现存最高的植物,在物种之内为生存而竞争的自我加强的竞赛过程中,他们获得的高度无可争议,几乎到了荒唐的地步。人类通过这种自激式进化或其他类似过程所获得的是头脑,人的脑与身体的比例和人脑的复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H.奥菲克,2004:37)。”

达尔文(1983[1887]:206-220)对自然选择原理在文明中的适用可行性似乎没有那么坚定不移。达尔文在体格、理智能力和道德情感方面都找到了自然选择的例证。但是他同时说,我们建立各种对于痴愚残疾救助制度、济贫法等挽救那些物种中脆弱的成员。这似乎与自然选择背道而驰。在理智能力上,达尔文比较坚定,那些才智较高的人群总体上要比较低劣的群体更容易成功,因此获得繁育优势。道德品质上,最恶劣的性情与行为倾向的人总是在或多或少地被淘汰着。为非作歹的、抑郁的、暴露的、冒失缺乏恒心的人,总是被监禁、自杀和不得善终,以种种方式被淘汰。尽管如此,达尔文还是认为道德方面至少从表面上看,自然选择的作用是有限的。在处理低等族类的时候,不是自然选择,而是通过榜样、同情心、推理能力、幼年教育、宗教情感等措施促进其道德发展。“就文明程度高度发展的民族国家来说,持续的进步只在某种次要的程度上有赖于自然选择的作用。”文明社会进步的更有效的原因似乎在于教育;在于寓于民族国家的法律、习俗、一切传统之中和贤人示范中的高尚道德标准。但达尔文认为促成这些因素的根本还在同情心,而这一点又是由自然选择发展起来的。达尔文似乎在把自然选择原理作泛化理解和应用,脱离生物进化之原因的自然选择的原始含义。

奥菲克认为,与早期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一种特殊的物品——火,最可能启动了早期的非亲属间交换。作为具备非竞争性而又具有排他性的火,有足够强大的激励启动最初的贸易。

关于支持交换的必要条件,Alexander J. Field(2002)批评道,奥菲克似乎有意规避了早期人类如何发展出了抑制彼此伤害的倾向,而这是任何非亲属间互惠关系得以阿发展和维系的必要条件。不像古典经济学明确坚持有一只强有力的看不见的手盘旋在无数双边交易中而促进众人的福利,奥菲克没有明确地宣称支持交换的生物学的、演化的前提条件已经摆在那儿了。

五、高度表型可塑性、人类禀赋多样性和分工

对分工做出突出贡献的杨小凯(1997)曾提出即使 “所有个人在一切方面都是事前相同的”(杨小凯,1999:23;31)。这种同一性假定增强了杨的框架的说服力。如果放松同一性假定,初始的交易效率改善这一外生变量的大小和变化也被内生化,且原有理论框架仍然有效。但从演化生物经济学的角度,杨小凯的假定删除了人类禀赋多样性这一基本事实(虽然放松假定更有助于证明其框架的有效性)。而这种多样性与交换依赖具有进化意义。不同的表型可塑性对应着不同的分工模式和对于交换系统的依赖程度。从而,多样性、交换系统、分工以及分工对于多样性的依赖关系,多样性对交换系统的依赖关系是一个有待解释的具有进化意义的事实。

人类能力的范围和种类远较动物多得多。按照华莱士所谓“独立证明”,自然选择的过程只能对有用或有害的特征起作用,它消除“有害”,维持“有用”,有用的效率变化程度在平均值的1/5到1/6之间。然而华莱士发现,人类智慧及其高级功能违背此法则。人类的变化率比华莱士估计的变化率小得多,例如音乐才能、数学才能等一般都只有1%的突出者。如此小比例意味着人类各种天资的范围和变异都差不多。按照自然选择的法则,人类如此完善的高级智能不可能发展出来。奥菲克(2004:41)认为,是程度高度显著的表型可塑性而不是遗传基因变异使得完善人类智能具有了可能。我们由此认为由高度表型可塑性造就的人类多样性与一个复杂的分工和交换网络相结合,的确成就了一个超越任何单个个体所不能感知的高智慧类似于有机体的“社会组织”。这个类似有机体的“社会组织”的智能程度越来越独立于基因变异的自然选择过程。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到“门格尔疑问”,再到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无非表达了对这个走向了高度显著的表型可塑性生物群体借助于复杂的分工和交换系统所获得完美的智能的惊叹。

没有哪一种物种像人类这样,其内部的个体呈现出如此多样的特征。仅从遗传特征上看,人类抵御外界的侵袭和自我保存的生物特征并不具有优势。奥菲克发现古希腊人早就注意到这一点。柏拉图把人类多样性视为进化的失败,这种失败通过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以及Hermes给予的“道德、正义感和统治的艺术”来弥补。这里的天火就是“技术、智力和职业技能”的隐喻。“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他们(古希腊人)解决人类多样性‘问题’的方法依靠的是两种经济制度:分工和交换。(H.奥菲克,2004:43)”在古希腊时代以前的古代世界,分工和交换在实践上就已经完善了,完全成为人们的行动原则。色诺芬的记载表明古希腊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具有普遍的重要性,人们依靠专业化的职业为生。因此,分工和交换把人类天生多样性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生产的专业化背离了自给自足,因此一个有效的交换系统必须随之建立,这甚至关系到分工网络中个体的生存。“按照这个古老的推理链条,交换是分工的前提,同样也是生存的前提。”

斯密则颠倒了古希腊范式,认为人类才能的多样性是分工的结果。奥菲克(2004:45)认为,这里有一个时间尺度的问题,进化时间尺度来看,是多样性引出分工和交换;一两代人时间尺度来看则是分工造就多样化才能。

分工的根本优越性是生产的高产,优质,投入少,时间短。这些优越性普遍有效地体现在狩猎-采集和定居农业、18世纪苏格兰的大头针制造厂、20世纪早期的生产线和当代工业网络(奥菲克,2004:49)。分工带来的效率源于,第一,个体视角:专于一业使得头脑反复记忆和思考同一件事情,因此对抗了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汪丁丁,2002)。第二,整体视角,知识的互补性(汪丁丁,2002)。获取分工的好处依赖于功能和形式的专门化和区分化的能力;协调(H.奥菲克,2004:49;J.S.Becker and K.Murphy,1992;杨小凯,1999)。奥菲克(2004:50)认为,多样性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分工的好处。多样性通过表型可塑性的提高得以实现,这个现象是进化中自然选择的结果。专业化通过本能、学习和模仿、繁殖三种途径实现,而人类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体现,最显著的专业化途径是学习和模仿。拉马克式的获得性遗传在这种演化中扮演中心作用。这个结论和哈耶克(2000[1988])的研究是一致的。哈耶克把这个问题置于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的题目下讨论:

“扩展秩序当然不是一下子出现的;这个过程与它最终发展出来的世界范围的文明所能够给予人的提示相比,其持续时间要长得多,它所产生的形态变异也要大得多(大概用了几十万年而不是五六千年的时间);市场秩序只是相对晚近的产物。这种秩序中的结构、传统制度和其他成分,是在对各种行为的习惯方式进行选择中逐渐产生的。新的规则得以传播,并不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他们更有效,或能够估计到它会得到扩展,而是因为他们使遵守规则的群体得以成功地繁衍生息,并且能够把外人吸收进来。……生物进化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因而它在文明发展的一两万年的时间里,并不足以改变或代替人们天生的反应方式,……一切新近开化的群体,都表现出一种通过学习某些传统而获得文明的能力。由此可见,文明和文化的传递,几乎不受遗传的决定。它们必定是被所有类似的人通过传递而学会的(2000[1988]:13)。”

人类通过学习和模仿习得文明,这以显著的表型可塑性为前提。表型可塑性分为形态表型可塑性和功能表型可塑性。奥菲克特别考察了人手这一功能可塑性的典型。“人体很少在形态可塑性有超凡的表现。但是有一个更深入的观察揭示,大量的功能可塑性如果不是优越于就是等同于形态可塑性。生物体所需要的全部功能可塑性几乎都汇集于一个单一器官上,这就是人手。人手得到具有精细调节能力的、敏感的接收器的支持,并被各种工具装备起来,它囊括了无数功能各异的器官于一身。(奥菲克,2004:50)”奥菲克引用Penfield和Rasmussen在“功能定位的临床研究”一文中的经典图示,形象地说明了脑和手的完美联合,控制手运动的大脑功能皮层的区域大体等于从肩膀以下的身体其他部位的区域。奥菲克认为,脑和手的功能可塑性所承载的人类分工的多样性,其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人类恰巧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复杂性配置了分工和交换体制。这种巧合是进化的产物。社会性昆虫也高度以分工和交换生存,但是它们发展了另外一条表型可塑性的途径,即高度的形态、行为上具有任务取向的表型可塑性(如蜜蜂和蚂蚁等社会性生物中精密的分工,见E .威尔逊,2007)。

表1 表型可塑性和交换

表型可塑性

分工模式

协调方式

自然选择

遗传变异

生物独有性状

 

广义共生

共生交换

表型可塑性

形态可塑性

形态和行为

形态的任务取向

性别分工

交换系统、感情

社会性行为模式

 

感情

性别二态性

 

 

本能

功能可塑性

低级

象鼻

 

 

高级

人手、人脑

职业分工

复杂的交换系统

H.奥菲克(2004:62-65)提出一个假说,单倍二倍性(haplodiploidy)和商业交换是协调分工的两种不同方向进化高峰。单倍二倍性是一种具有创新性的弱化了的有性繁殖方式,雌性后代通过有性繁殖被孕育,雄性则来自未受精卵。这种繁殖方式放松了整个种群性别比率的限制,也放松了对大规模分工的限制。这样的繁殖方式允许和促进同胞成员居住在一起,其数目增加到每一个聚居地既是一个单一的核心家庭,又是一个种群单位,这使参与分工和交换的个体数目仅受规模经济的限制,从而能够使群体在很少有冲突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分工和交换。

另一个与单倍二倍性截然相反的进化巅峰是商业交换。大规模的商业交换使人类社会分工在大大超越亲缘关系的人口群体中进行。分工按照个人特点运作,但又具有人们所需要的集体结果,尽管这些集体结果不是出于私人的本意。在此,我们看到奥菲克继亚当.斯密、门格尔、哈耶克以后,又一次从生物学和演化经济学出发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奥菲克把这种商业交换原则称为互利的自私性。把个人追求私立转化为社会需求的后果,这归功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互利可以建立合作;自私也可以建立合作,前者通过亲缘关系的交换进行分工;后者通过市场交换组织分工。在引用斯密的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经典论述以后,奥菲克指出,“亚当.斯密在这里指出的是存在一种自我调节的超结构:看不见的市场力量,它盘旋在所有双边的市场交易之上(即在经济中,仅这部分是我们直接意识到的),由于没有外部的智慧对它的运作进行指导,所以当人们偶然观察它时,看不出什么线索,只能使我们对财富的来源感到惊讶(H.奥菲克,2004:65)。”

值得注意的是,奥菲克忽略了早期的性别分工(男性狩猎女性采集)及其启发的交换在人类进化中的意义(Gordon Tullock,2001)。

分工和交换的有序化时刻都在接受选择压力的检验。市场通过奖惩调节自身,这就把分工置于选择压力下。在精确调节的市场经济中,分工在功能上总是伴随着同样精细调节的收入分配系统。没有一个相匹配的收入分配系统,个体行动就失去了激励。奥菲克重视的是分工和与之相关结构的进化含义。分工和交换系统在早期人类进化和此后的文明进程中起到了独特作用。分工的深化和交换系统的精致和复杂化相互支撑。分工和交换启动的某种“军备竞赛机制”促进了脑进化、言语和推理能力的进化等一系列文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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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J.古尔德.熊猫的拇指 [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12

理查德.道金斯.盲眼钟表匠[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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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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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The Meme Machine)——文化之社会传递过程的基因学[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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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J. Field .Book Reviews:Second Nature: Economic Origins of Human Evolution by Haim Ofek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2, No. 3 (Sep., 2002), pp. 922-924

Gordon Tullock. Book Reviews: Haim Ofek ,2001.Economic Origins of Human Evolution .Journal of Bioeconomics 6:227-228,2004

Rick Szostak .Second Nature: Economic Origins of Human Evolution by Haim Ofek.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0, No. 4 (Dec., 2002), pp. 1283-1284

 



 

* 刘业进.197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100070,北京市丰台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 Email: hayeking@163.com

本文最终得以形成,本人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但文责自负。

[1]不是每一个卷入分工的个体都准确的获得报酬而得到生存和发展,在分工网络中,要素付出和收益分配不存在一个简易的线性可计算公式。

[2] Geoffrey M. Hodgson & Thorbjørn Knudsen(2007)概括演化的“拉马克主义”包含三个含义:1.获得性特征的遗传(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s);2.演化朝向复杂性增加的方向,即演化是有方向的,向高级方向迈进,演化不是随机的;3.强调在演化变迁过程中的适应性主体的深思熟虑和有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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