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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改革就是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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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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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审慎提“民生”——重读埃德蒙.柏克(二)  

2010-12-20 20:31: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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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慎是政治家的第一美德。“周到的人不会轻易决断,审慎的人不会轻易举措,诚实的人不会轻易承诺。”(埃德蒙.柏克,2001,1)因为我们面前的世界的首要特征是不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世界,很难用一种积极的设计和改造思路。用著名政治学家刘军宁的话说,“人类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生活在非线性的、不按部就班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置身其中的是一个自发的秩序,这个秩序是不可全知、不可计划的。”另一方面,人的首要特征是相对不确定性世界的有限理性。“人在本性上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这首先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无知的一面,有很多东西都是一个人的知识所不及的。一个人可以通过努力学习增加知识,但是即便如此,仍不能克服无知,反而会带来新的无知。……知识的岛屿越大,无知的海岸线就越长。”这一论断适用于政府,政府是一队人,由有限理性的一队人组成,“由凡人组成的政府再强大,其能力圈也是有限的。一旦政府的作为超过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就必然要做傻事蠢事,甚至制造灾难性的人祸。”由不确定性的世界和人的知识有限而且容易出错,审慎的必要性由此产生。在政治领域的推论就是,审慎是政治家的首要美德。刘军宁认为,政治家意义上的审慎有其特定含义:只有根据长期后果来衡量一件事情,才能算得上是审慎。

      刘军宁指出,保守主义特别看重时间与传统。保守主义认为时间是检验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这与柏克的一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对于那些改造整个制度框架的雄心和抱负,柏克总是询问,我们对于先辈的智慧是否给予了深厚敬重?(埃德蒙.柏克,2001,2)经济学家中有重视时间的派别,那就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这类经济学家洞察了一切皆流,无往不在过程中。在一个不断应对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在尝试着一个一个问题解决方案。那些反复遭遇到的问题,被人们解读为旧问题,反复成功解决了旧问题的就是沉淀为“传统”和“惯例”。时间本身是一个人造物,它就是传统和文化累积的代名词。在那些没有进化出理性从而也没有智力成果累积的物种中,没有“时间”,也没有“传统”。它们的“传统”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积淀在遗传基因中。

      政府高调宣布重视民生,乃是对“审慎是政治家的首要美德”的僭越。“民生”论在一种非历史(时间)和非系统的语境中极具鼓动性二普受欢迎。驳倒这种在直观上具有鲜明的道德热忱和合理性的政策取向极为不易。“民生”论政策主要是指直接给民众的生活带来实惠的那些政策措施,也经常表现为增加居民收入的政策操作。这种政策操作的显著特征是,对福利结果水平和结构的强政府干预。当政府聚焦于居民福利(更狭窄地,收入分布)后果的时候,必然漠视甚至践踏到构成社会合作秩序基石的一般规则。常常是行政强制力践踏一般规则导致所谓民生问题,然后,强干预政策的出场试图缓解此前的行为后果。然而,民生政策的直接受益者是短视的,他们不会去思考故事的因果链条,它们倾向于根据直接受益来评价政策。

      民生论政策取向有意无意混淆政府份内之事与所谓民生问题。修一条路、架一座桥、改善一个水利工程、建设一种普惠性的救济性保障。本来就是一场交易,也就是纳税人用税款购买政府的服务,这原本谈不上什么民生不民生,乃是政府“拿人家钱给人家办事”,份内之事,但在一种有意无意的混淆之中,以民生的名义让民众感恩戴德。严重一点说,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误导。事实上,在一个互惠体系中,我们拿着钱到市场上购买产品不需要对出售者感恩戴德。

      民生论取向的政策措施强化民众对政府干预的依赖,紧随而至的是弱化了市场方案和公民社会的自我解决方案。这种负面后果更加隐晦。强化和弱化两个方面短期内具有加速趋势,直到经济系统出现危机,用危机的方式来纠正系统性错误。而等到这种纠正发生了,社会中必有人承担损失。对于民情的塑造和影响是,民生取向政策措施强化了政府的救世主形象和政府本身的救世心态,把自己定位于一个施舍者而不是一般规则的执行者和监督者。而民众自身则在救世政府的作用下孕育一种对政府和权力的仰望姿态,对一般规则遵循下所达致秩序下的繁荣和自由不信任。

      民生论取向的政策措施背后有两个隐晦的假使:仁慈的政府;全知的政府。仁慈的政府假设已经被洛克、孟德斯鸠、托克维尔、“联邦党人”和公共选择学派的创立者布坎南等人系统地批驳,这里不再赘述。民生论政策取向背后的全知政府假设则往往被人们忽略,人们被道德热忱感染了,不愿意去思考和承认这一事实。“民生问题”被政府定义和界定,也由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此举哦时予以解决,这意味着政府知道,在一个经济系统中,是怎样的精确的因果逻辑导致所谓“民生问题”;以及,政府知道用哪些措施可以化解这些“民生问题”。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任何个体和组织所具有的理性局限性和不足之处,政府一样具有,没有任何理由对政府的这一事务上赋予道德完人和理性完人形象。

      民生论取向的政策措施一旦被视为政府的日常工作,它必须总是做哪些事实上无力完成的事情,在道德上它做不到,在理性上它也做不到,然而民生论一旦提出,它必须伪装成能完成的样子。此时,“审慎是政治家的第一美德”完全被另一种行为规则取代了。

      与民生论取向的政策措施不同的道路是,政府回到一般规则的恢复、恪守、执行和监督。基本思想是恪守和平、正义和自由三大消极性理想,并以次检视各种公共政策和现行法律法规。如果广义地、长远理解“民生”,那么恪守正义的规则乃是一个社会最大的民生。需要补充的是,我们并不反对短期内和临时性地解决那些处于极端条件下的民生问题。也就是,如罗尔斯所综合的功利主义和自由至上(强调程序和机会均等)主义,我们不是一个完全的程序主义者。但是对一个合作扩展秩序由以达致的基本逻辑是不能遗忘的,更不能以民生论取向政策来误导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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