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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改革就是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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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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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用工程技术语言精心掩饰的对财产权的侵犯  

2010-11-04 21:37:2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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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业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华人哈耶克学会会员 )

 

    乘着城市化的东风,在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硬约束下,以“占补平衡”为操作性依据,暴力拆迁在神州大抵风起云涌。有县委书记甚至提出“我们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的”奇怪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发微博称在受邀去江西讲课时号召党员干部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遭江西万载县书记批驳,该书记称:“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拆迁),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地方政府拆迁各有各的理由,但最终的真实理由是政绩理由,即发展地方经济,提升地方经济总量,从而体现地方官的政绩。当然有各种表达,例如以生态为借口的表达:

      大江网11月4日报道 11月3日,新任江西省副省长才第五天的朱虹在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调研时指出:推进城镇化是扩大国内需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在十二五期间,江西将面临进一步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建设的重要任务。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江西最大的优势、最大的财富、最大的潜力、最大的品牌。朱虹指出:“在快速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正确处理好城镇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在规划城镇建设时,要把生态绿化一并规划进去,做到既促进城镇的快速发展,又保持对生态的最大保护。要紧紧围绕实现城镇一流的水质、一流的空气、一流的生态、一流的人居环境,坚定不移地精心打造江西城镇建设最鲜明的特色和优势。”

      有以发展为借口的拆迁,例如上例于建荣所遇到的县委书记:

      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给七百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刚才吃饭,县委书记言称,为了发展,就得拆。

      南方网2010年11月04日的社论以“圈地运动侵袭农村 失地农民何去何从”为题对拆迁圈地予以批评。社论指出,河北违规使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超指标撤村圈地,计划在3年内改造7500个村庄,增加建设用地50多万亩,超出挂钩指标1 .2万亩数十倍。农民称改造获益没有返还农村,多归政府所有,返迁楼质量差而补偿未兑现。拆村并居的补偿过低,部分还存在腐败问题。社论引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的观点,认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

      首先从文本意义上看,“拆迁”一词通过对构成经济和社会之根基的房屋财产权利的侵占予以“工程技术化”表达,这是故意混淆社会科学的事实和自然科学的事实。“拆迁”是个机械力学事实,这没有错,但是拆迁的真正事实是对私人房屋这种极为重要的财产权的破坏。暴力拆迁意味着在完全违背产权持有人意志的情况下强制实施房屋拆除。这种语义上的工程技术化表达,试图掩饰的是侵犯权利这一真正的社会科学事实。拆迁指向房屋,有意从语义上掩饰拆迁方所真正需要的房屋下的土地。此外,“拆迁”这种中性的技术化语言,不容易激起明显的反抗和局外人的愤怒。如果用“侵犯私人房屋产权”代替“拆迁”这种技术化表达,事实更容易揭露,拆迁方遇到的阻力会更大。

     文本分析以后,我们再回到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宅基地“占补平衡”和城市中旧城改造的议题上来。复旦大学的陆鸣教授对重庆土地换社保赞美有加,认为以农民三件衣服换得城市户口附带的五件衣服,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效率,也提高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郊区城市化用地的使用效率,乃是“伟大”的改革创举。秋风、我本人和莫志宏博士对此予以驳斥。我们不反对城市化。但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被人们错误地理解为一种可以操作的手段,这种可操作手段是达到某种社会目标的工具。我们认为,城市化进程是一种事后观察的结果,它不是可以权宜操作的政策工具。没有任何具有加总特征的城市化数量指标只能是时候观察的数值,不值得政府追求,更不能把这种指标分解落实到学校、乡村强制执行。第二,我们不认为存在一个超级理性,这种超级理性以某个根本不存在的“社会效率”目标为自己的目标。这里,可以由理性追求和实施的社会优化目标是虚构的,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也没有超级理性能够以这个虚构的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用强制性的手段达到此一目标。对此,我想用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经典著作《道德情操论》中的一段论述,来警醒我们的地方官员:

      “相反,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容易自以为非常聪明,并且常常对自己所想象的政治计划的拿着虚构的完美迷恋不已,以至不能容忍它的任何一部分稍有偏差。他不断全面实施这个计划,并且在这个计划的各个部分中,对可能妨害这个计划实施的重大利益或强烈偏见不作任何考虑。他似乎认为他能像用手摆布一幅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摆布时的作用之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他自己的行动原则。如果这两种原则一致、行动方向也相同,人类社会这盘棋就可以顺利和谐地走下去,并且很可能是巧妙的和结局良好的。如果这两种原则彼此抵触或不一致,这盘棋就会下得很艰苦,而人类社会必然时刻处在高度的混乱之中。”(亚当.斯密,1997,302页)

      主导拆迁的地方政府和被拆迁的无数房屋产权持有者都在斯密的棋盘之中,没有人居于棋盘之外。在斯密的隐喻中,其实棋局之外没有下棋者,相当于在我们的经济社会系统外没有超然的某个超级理性。在由无数理性个体组成的经济社会棋局中,没有棋局输赢目标。因为没有超级主体,大家都在棋局内,棋局行走无目标,但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一个棋子有自己的目标和行动准则的。如演化经济学所指出的,作为选择单位的文化基因、个体、企业组织、政府有自己的目标,除此之外,没有超级理性、也没有“全社会”的目标。而以那个子无虚有的“目标”作为政策目标,并采取强制性手段来达到目标就显得虚妄了。正如如斯密指出,“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他自己的行动原则”,在各地上演的强制集中居住和强制拆迁的案例中,主导拆迁的政府和作为鼓吹者的经济学家(如陆鸣教授)都忽略了这一基本事实,每个农民和农民家庭不是完全像死棋子一样受摆布的,无论你们的政策远景规划多么诱人,你的经济学效率计算多么有说服力,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行动原则。官员们和一些经济学家把这一事实撇开了,大谈土地使用效率的提高和城市化率,可是这与那些有着自己行动原则的人有什么关系呢?我建议:应该把城市化率、宏观土地使用效率从经济学中清除出去,这些有害的概念极大地误导了经济学家和地方政府官员。

      大规模的中央计划经济早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可是中央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却像幽灵一样不时重返经济学家和地方政府官员的头脑。他们在(经济社会系统之外的超级理性)身份幻觉的误导下,不顾无数分散的农民个人及其家庭的行动原则和他们的自由意志,以“土地使用效率”和“城市化”的数量指标、“生态绿化”数量指标等种种工程技术指标为借口,悍然对千百年来构成社会合作秩序之根基的人们自己房屋的私人财产权利实施暴力,严重僭越政府职能,破坏政府信誉,动摇政府公信力,让被施暴方处于绝望的境地,引发社会不稳定。无论以任何美好未来的蓝图为借口,不经同意悍然侵犯私人房屋产权,无论城市农村,都已经带来严重的经济社后果。这些施暴行径的背后,乃是对于经济社会系统运行及其秩序的涌现的错误理解;乃是对自我身份的不恰当预设(超级理性假设,仿佛自己可以站在人类社会的棋局之外俯瞰众生)。回顾并不久远的历史,我国改革开放前的中央计划经济思路与此如出一辙,不同的只是地域范围和所配置资源及产品种类的范围。

      1944年,20世纪大思想家、经济学家哈耶克在二战结束之际,挑战形形色色的中央计划经济,向世人发出孤独的呐喊,写下了《通往奴役之路》;1988年,他又整理其毕生研究和探索,留下盖棺定论之作《致命的自负》。在我们还没来得及好好领会这些对理性自负和中央计划经济批评思想之际,带着商业面具的计划经济思维又以户籍制度改革和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名义向我们走来。以理论为鉴,以史为鉴,世人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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