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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改革就是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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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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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紧的是重建公民社会  

2010-11-30 01:20: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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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我论证中国的前途不在经济改革,不在政治改革,而在道德重建。然而道德重建从何而起?我认为重建公民社会是一个可行的通道。

      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因为经济体制的原因,道德倒错普遍出现还可以理解,那么,基本经济制度已经转向个人和经济组织的行动广泛仰赖于价格机制的今天,为什么一些反常的事情仍然屡屡爆发?如二十多个省份出现的“灭村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侵犯财产权暴虐行径,甚至在侵犯财产权的同时政府雇佣的保安公司打死被拆迁户主人等极端事件;重庆的土地换社保发展到逼迫在校学生强制转户;在极端现代主义鼓舞下大规模工程畅通无阻地铺开(如包括京沪高铁在内的高铁网络),南水北调,这些工程征地拆迁规模十分惊人。在这些大型工程所到之处,我们看到软弱的公民社会不堪一击。在公民社会羸弱的情形下,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大型工程的相关当事人的真实遭遇和诉求,也往往被主流媒体的大量政绩报道(常见的说法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淹没了。

      从经济学原理出发寻求技术细节的解决之道已经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在新古典范式的范围i内,当下的问题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如果拿来用这种范式的经济学原理来分析,觉得土地换社保很好,是伟大的创举(复旦大学陆鸣教授语)。更一般地,灭村运动很好,有助于提高农村土地和城市郊区土地使用效率(通过所谓“占补平衡”);高铁建设很好,作为刺激政策的公共工程有助于扩大内需;有利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如此等等。

      但是,跳出新古典范式的窠臼,从奥地利学派特别是其中的演化理论的视角,就发现当前的问题所在而言,是极有意义的。至于问题的解决之道,特别是短期的积极政策建议,经济学是无能为力的。演化经济学能告知的是消极意义上的不能做什么。演化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传统对大范围的人为设计来组织经济表示反对。经济系统是一种由中等数目有目的的行动主体构成的复杂适应系统(CAS) ,其有效复杂性(effective complexcity)之所以高,乃是基于(1)一般规则的遵循,因而不表现为算法信息量(AIC )的无限增长;(2)行为主体保留着相当大的行动自由和行动可能性,因而避免类似中央计划经济下的个人的“螺丝钉化”(自造的一个概念,表示类似于晶体结构中整齐划一的机械性)。仅当具备以上两个条件时,经济系统才是演化的且有效复杂性高。用一个例子说明。文贯中教授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上海具有自发演化特征的老浦西和具有强烈人为设计色彩的新浦东两种城市化道路激起不同的后果,能较好地说明这一点。(文贯中,2010,11.29,财经网)

“老浦西”和“新浦东”是同一区域形成的城市化经验。“老浦西”兴起以近代上海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新浦东”则在政府主导下在短短20年里一跃成为世界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城区之一。在将“租界”和“旧上海”这些符号抽象掉,并抛开笼罩在这些名词身上的意识形态外衣以后,“老浦西”和“新浦东”不仅代表城市发展先后顺序的不同时间概念和分列黄浦江两岸的不同地理位置,更体现了两种城市化道路及其产生的城市集聚效应的绩效差异。

“老浦西”的兴起得利于由租界开创并为华界当局借鉴的一系列市场导向型城市制度,主要包括《土地章程》、中外人口自由流动制度和地税、房捐制度。《土地章程》奠定了城市土地明晰的产权基础,城市扩张所需土地是郊区农民基于对土地市场的价格信号做出反应而自愿提供。“老浦西”中心区土地面积只有87平方公里,平均每年扩张不超过1平方公里,而1950年人口达到414万,超过了4.7万人/平方公里,吸纳就业人口186.5万人,超过了2.1万人/平方公里。小刀会起义后,华洋分居被打破,外来人口可以自由进入租界和华界,构成“老浦西”总人口的85%,其中很多是来自外省的穷苦农民、难民和灾民。地税和房捐成为城市房地产增值收益再分配的合理机制,占到租界财政收入的60%,构成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老浦西”城市化是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人口、土地、资本等要素根据市场供求以价格为杠杆自由流动,体现了强大的人口吸收能力,极大地发挥了城市集聚效应,方才成就了近代上海的辉煌。“老浦西”模式代表了一条人口密集、土地集约型的城市化道路,吸纳了大量农村人口,符合城市化的真谛。

“新浦东”的兴起得力于在城市土地管理制度、户籍制度和土地财政框架下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土地和资本要素投入。截至2007年,浦东新区累计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额1883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7549亿元,而出让土地面积累计达到7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减少151.7平方公里,相当于耕地总面积的65%。2007年“新浦东”建成区面积已快速增长到228平方公里。在1997年后的十年间每年扩展面积超过15平方公里,相当于半个“租界”。不过,高企的房价和户籍制度排斥绝大部分的外来农民进城定居。这导致“新浦东”吸收外地人口,尤其是外地农村人口的能力极低,不仅建成区人口密度和单位面积吸收就业人口远低于“老浦西”,且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外来人口在常住人口中所占比例只有30%左右,实现定居的外来人口也多不是农民,于是“新浦东”人口集聚效应微弱。“新浦东”经验代表政府导向型城市化,并未做到大规模吸收农村人口融入城市,降低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有目共睹的是,投入了巨额资金和土地的“新浦东”建成区由于人口密度低和楼宇空置率高,导致服务业难以发展,进而越发难以吸引外来人口定居,形成恶性循环。与“老浦西”人口增长和服务业繁荣的良性循环相比,“新浦东”城市集聚效应远未穷尽,缺乏内生性的经济发展活力。总之,人口密集型的“老浦西”模式就是一条具有可复制性的市场导向型城市化道路,与土地资本密集型的“新浦东”经验相比更符合国情,更能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可是现行体制下,劳动、资本和土地三大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所面临的种种制度性障碍,其中又以土地要素和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受到的制度障碍为最。

这个例子表明,基于明晰的产权规则、人口自由流动规则和地税、房捐制度(抽象的一般规则),经济系统呈现出较高的有效复杂性,表现为真实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城市集聚效应突显。而在一种建构理性指导下的浦东模式,靠国有土地批租制度、户籍管制这些具有典型歧视性的规则(非抽象非一般性),靠大规模的土地和资本投入“打造”出来的城市化,劳动力吸纳努力差,城市集聚效应差,“缺乏内生性经济发展活力”,其实质是经济系统的有效复杂性低。政府主导的城市化与基于一般规则遵循下的自发演化的城市化,差异的实质在于经济系统的有效复杂性程度之高低。

其实文贯中教授所举的例子背后有更丰富的含意。除了城市化与人口吸纳、经济增长水平、产业结构的变动等经济学观察以外,还有公民社会的发育、社区联系、经济活力和文化活力、居民幸福指数、环境质量和生态保护等多维度的观察。浦西模式和普通模式,其经济系统的有效复杂性高低的表型维度之一,是公民社会发育程度和内生性经济发展活力。一种自发演化特征明显的经济系统,内生性发展活力强,有效抵御系统性的风险和系统性错误。从上访潮、钉子户的个别极端事件发展到今天的在二十多个省市上演的灭村运动(其实大中小城市的城市郊区个城中村改造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属于系统错误,具有系统性风险。这种可怕的系统性错误之所以会集中出现,乃是因为缺少了一道过滤的防火墙——公民社会。很奇怪的逻辑是,公民社会的发育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其中一个最大的因素据说是任何公民社团的成立需要找到一个婆婆,也就是所谓挂靠一个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否则无法登记注册,不具有活动的合法性。殊不知,这种处处防范公民社会发育的做法并不真正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相反,羸弱的公民社会在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大型工程和运动(包括灭村运动)面前不堪一击,等于为经济和社会系统消灭一道防错误和防风险的防火墙。正如一台联网的个人电脑,配置很高、各种应用软件都很好,可是就是没有装杀毒软件,过不了几天就会在病毒攻击下瘫痪停摆。

然而,我们强调的公民社会不限于各种社团和邻里联系的发育,更重要的是,我们强调公民社会的重要制度安排——地方县乡自治。洛克和孟德斯鸠为现代政治的权力制衡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埃德蒙.柏克和托克维尔等则认为这还很不够,抵御集权力量的恣意干涉还需要另一个重要的制度设施:地方自治,特别是县乡这种底层层级的自治。我们之所以把县乡自治纳入到公民社会的概念下讨论,乃是抛弃了一种传统的关于政府的“非法想象”(借用好友莫志宏博士的概念),即:所谓政府,各级政府只不过是一个公司或法人社团,没有想象中那么崇高,也没有人们常常认为的那么“能干”(在“有事找政府”传统的国家里,人们心中普遍存在一种对于政府在道德、能力和职能范围的非法想象)。在一个公民社会的海洋中,数千个县级政府,数十个省级政府实际上公民社会中一起玩游戏的社团伙伴。一旦赋予这个伙伴以特殊的权力,它反过来扼杀公民社会本身。托克维尔认为,就算有成功的代议制存在,也即是权力的分权制衡运行良好,也少不了地方自治对权力恣意的防范。代议制尤其自身的缺陷即人们不能称职地履行公民指责,而准备信任成功的大独裁者,使个人摆脱社会责任的重荷(所谓孤独和冷漠的公民)。对此,防范之法在于“行政分权,因为乡镇组织之于自由,犹如小学之于授课;乡镇组织既赋予人民追求自由的志趣,又教诲人民享受自由的艺术。”(纪尧姆.巴科,2008,119)不仅如此,托克维尔认为代议制和地方自治是互补的,相互不可缺少的。没有地方分权,就没有真正的代议制。县乡自治在国家和公民之间增加了一个之间层次,使中央权力的行使过程中有一个中转站,减缓中央权力(中国的现实情形包括省市的权力)的强度和制止它的滥用。托克维尔担忧的“民主时代的最大危险”在于“无处不在的社会机体的各个部分的毁坏和过度削弱”,其实此一论断具有一般性。今天极端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横冲直撞,畅通无阻,实在是由于中央计划经济时代贯彻经济计划和国家战略,几乎彻底摧毁了邻里联系、社区联系、社团组织和结社精神,特别是——地方自治传统。这种毁坏和过度削弱并没有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而有实质性的改变。因为打一开始,我们追求的是“富裕”,而不是内生性的“联合”及其活力的恢复。巴科(2008,127)认为,乡镇乃是国家的天然和独立的联合体,国家必须极其严格地尊重它们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的自治。众人之事-部分人之事-个人之事,各有其治理之道(此一分类见贡斯当)。把原本由个人治理和部分人治理的个人之事和部分人之事交由国家治理,实在是我们当下众多乱象的根源。这是一种治理倒错。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必须只把确实涉及国家的事务交由国家,而把涉及地方的事务留给地方机构和地方人士。必须使乡镇能够没有国家干预而决定自己的事务”。因为“断言国家是臣民的监护人,它有权强迫个人做好他们的事情,这是一条蛮横无理的格言”。进一步,托克维尔推论,应该应用社会各个部分和一切成员的权力来制衡作为整体的社会群体的权力。

回顾这些几百年前的古典传统,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们从过去的智慧中获益太少,甚至丢弃了先贤的智慧。用大量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搞维稳,为什么不求助于自发的力量——包括县乡自治在内的广泛的公民社会制度呢?系统性的错误和系统性风险迫在眉睫,为什么反而对过滤系统性风险的防火墙设施的发育和建设疑虑重重呢?

 

参考文献

纪尧姆.巴科.托克维尔对分权观念的贡献,载于雷蒙 .阿隆和丹尼尔.贝尔等著《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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