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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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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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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宏博士的评议——仁慈与自利  

2010-11-18 20:21:0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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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本人的疏漏,引起诸位解读,很抱歉;加上莫姑娘断章取义地引用我的一小段引文,引发诸多有趣的联想。这里我把前几天贴在博客中的原文贴出来,供批评指正。数百万年的进化成就我们的理性(以及本能、情感,以及文化演化成就我们的传统和共享心智),可是理性在解释事物常说这个有局限那个有局限,其实这是理性本身的局限,成就我们的理性的那个Nature不会说“局限”,而只说不同情形的适应机制。我以为“边际试探”是很好的观察方法,就是反事实假设性质地提出假设让某种东西临时性缺失,由于其缺失而导致的秩序不可能,我们才会理解那个事物之于秩序的重要性。下面的博文(本人前一篇博文)不是旨在为科斯辩护,而是,发现科斯在后期(至少1988年以后),思想越来越成熟,对于经济系统和系统的演化有了初步的认知和理解。在1994年的作品中,他甚至还引用许多专业生物学家的文献,如基斯林和威尔逊等。但是在1988年那是时候,科斯思想中的错误仍然是十分明显的,这一点,莫姑娘已充分阐述,我也十分同意。最明显地,科斯数次言之凿凿地在局部意义和全局意义上使用整个经济体系(system)最大化整体价值。(科斯,2009[1988],12,16,25,26)甚至在1994年的著作中,也有一处在不严格意义上使用了最大化价值概念,但1994年的文章,结合上下文来看,科斯已经是在不严格意义上即“提高”和“改善”原来的状态意义上。我的理解,科斯在1994年著作以后,逐步走出了“我是庇古主义”的迷误。他对斯密的两本著作的解读,其价值不亚于他得诺奖的文章的价值。他已经开始试图理解经济系统运行中“边际试探”和“适应机制”。

莫志宏的评议:《仁慈与自利》

2010-11-16 22:52:48

好友业进从生物演化的角度论述了人性中的两面——仁慈和自利——是如何地相互协作地发挥作用,因此是不冲突的。关于仁慈和自利两者之间的不协调问题,一直以来就隐约存在于经济学中。一般人们把这条线索追溯到斯密的两本经典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现代的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布坎南、科斯、弗农·斯密(都是诺奖得主)都触碰到了这个问题。我记得好象有人把斯密理论体系中这两条冲突的线索称为斯密难题。

不过,这个问题到底是个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又为什么如此重要?

关于仁慈和自利的关系,最容易理解的一个方面是,仁慈只适用于小范围内的人际交往,超出这个范围的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则主要靠自利驱动。也正因为此,斯密、哈耶克、科斯等都充分了肯定了自利是不断扩张的社会分工背后的主要驱动力,虽然这些人都同时承认,仁慈或爱对于个体在小范围内如家庭的人际关系是必要的,也是个体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需要的。

不过,承认仁慈和自利是个体在不同的情形中的行为驱动力,这虽然可以协调个体为什么同时是自利的,又是仁慈的这个事实,但,这反过来消解了所谓的斯密难题的价值。照我看来,斯密难题如果真的值得重视,一定不是关于仁慈和自利如何各自在各自的场域中发挥作用、从而使个体能够更好地生存,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仁慈和自利之间并不存在冲突的问题,并且,仁慈和自利是互补的这种认识也不会导致要求经济学——其研究的对象理所当然地是匿名主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市场,而不是熟悉的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改变其自利假定。

实际上,之所以仁慈和自利之间的内在冲突对于经济学理论来说会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有人猜想,即便是陌生人之间的往来,即便是社会分工所需要的人际合作,单纯地依靠自利驱动可能都是不行的。对于完全依靠自利的合作体系是否能够持续的问题,现代的经济学家布坎南曾表达过忧虑。在他看来,自利的个体倾向于把他人当成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自利的人之间要实现合作,要能够使合作体系不断地扩张,会面临“宪政难题”——也就是说,这些人都不会有愿望去推进那些对于合作体系的扩张来说非常重要的公共制度的建设。这个问题,在布坎南看来,严重地为哈耶克忽视了,因为,在哈耶克的体系中,自发秩序是不需要基本的社会共识、公共伦理而只靠个体从自利出发的局狭视野就可以形成并得以维持的。

布坎南的想法导致了他对宪政伦理的强调。这,使得他显得不那么像一个纯粹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很少在道德、伦理的层面呼吁人们如何如何的。在中国,著名学者秋风一直以来对于“善”“善根”的强调与布坎南在精神上我认为是相当一致的。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也多次谈及类似的问题。从现实相关性的角度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仍然没有完成必要的制度建设的国家而言,单纯的自利是否足以导向一个不断扩张的、良性的市场秩序,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虽然基本的宪政秩序已经形成,但是,正如布坎南忧虑的那样,它们的宪政秩序正在被零碎的干预主义侵蚀,因此也存在着一个维护和发展的问题,完全的自利驱动是否可以解决这个层次的问题,这确实让人怀疑。

有人说,提出一个好的问题等于解决了一半的问题。对于自利假定的质疑,对于自利与仁慈如何协同作用、从而使社会分工体系成为可能的思考,如果能够在正确的方向上加以重视,确实能够导向有价值的研究。当然,这也意味着,我倾向于认为,最好不要把仁慈和自利理解成在不同的范围内各司其职的——虽然这肯定谈不上有什么事实上的错误,但这会使真正重要的问题变得来微不足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同意好友业进把“自利和仁慈各司其职”这个基本的认识当成是什么非凡的洞见。

朱海就:斯密批评了《蜜蜂的寓言》的作者曼德维尔,说他忽视了善的作用。

莫志宏:如果现实主义地看,善(严格地讲,是善的意图或动机。由于在多人互动的背景下个体的行为到底对于他人以及社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是Contingent的,也是不能预先知道的,因此,“善”在多人社会只能局限在个体动机这个层面,超过这个层面将是意义的说法)当然也对社会的运作产生影响。不过,到底“个体善的动机”对于社会分工体系的良性运作是否是一个逻辑必须,这确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斯密至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曼德维尔的作品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当然有夸张之嫌。秉持中庸的斯密对此表达异议,再正常不过。不过,还是那句话,斯密本身也没有回答那个重要的问题。

刘业进:组成那些市场交易的有着超级心智能力的“人”(相对于现代智人以前的人以及其他物种)如何出生和成长,以及何种适应机制使得他们联合生存的问题,经济学家全然不予理会的。当然,任何一种人为地划定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没有任何学理上的优先地位。比如,有经学家说经济学无涉道德,这只是表明他自己理解的经济学不研究道德,并不代表别人理解经济学不研究道德。就一个联合生存的物种所达成的合作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正统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的是答案中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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