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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改革就是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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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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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海就,在适应中接受检验的“传统”  

2009-04-24 11:49:2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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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海就,

     传统就是规则。我理解你所做的“抽象层面的传统”和“具体某方面的传统”的区分。前者,你具体解释为“有助于维系社会的传统习俗”(哈耶克意义上的),诸如,中国的诸多习俗、“尊老爱幼”“长幼有序”之类;后者中的专制“传统”则不是我们想要的,而确实需要反的。你把反不反传统归纳为“反不反一般规律(理论)”是有新意的。

我先说一下“传统”;再论及“宪政”。

我们能够预见50年后流行于那个时代的“传统”吗?传统是流变中的规则,这些规则记录了一些适应性信息。这些规则约束行动中的个体。生物演化有别于造山运动和气候循环的不同之处在于信息累积。而具备精神现象的人的涌现,及其文化现象的涌现,则出现了大规模的信息累积过程。文化进化的过程是一个快速信息累积的过程,这些信息记录了生物个体在互动中适应局部环境的过程。物理化学过程只有能量和物质;而人类社会文化演化过程则增加了信息变量。传统承载了这些适应性信息。传统是适应性信息的存贮所。

有中国的传统,印度的传统,西欧的传统。传统(非正式规则,语言和习俗等)表征了不同的文化,因此可以视为文化(汤因比的文明)的“基因”。必须把传统视为一种“检验现象”。传统为超越个人生命限度的文化编码。传统在自然环境和人类合作扩展秩序构成的社会环境中不断接受检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创造,形成“传统”的“历史”。传统是储存信息的地方,这些信息是对于过去成功的记忆,“文明”带着记忆面向未来展开。

传统保存了秩序又引进新的“新奇”。观察我们的语言,我们甚至能感知有些词语在过去的十年间使用频率快速下降了,而有些的新词语则迅速成为“时髦”。保存下来的东西,没有被人们抛弃的东西是被证明有价值的东西,它们被检验过,且被代代相传,然而它们随时都在被检验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中适应也是局部的,选择过程记录了这些无数局部的适应性措施及它们之间的竞争。

波普尔说,植物都解决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不过是过去解决问题的方案集,这些方案一直因为两种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然而这种变化是大尺度上说的,保存秩序依然是可观察的主要现象。

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传统的演化是大尺度上的,它只是局部问题的局部解决办法的信息记录,它的演化没有方向。如道金斯所言,它是“blind watchmaker.这意味着,我们判断和区分“好的传统”和“坏的传统”似乎不是置身于传统中个体所胜任的。“几代人所通过实验所产生的经验要多于一个人所拥有的经验”(哈耶克,199195)。传统没有意向性,它是盲目的演化的。并不是越来越“好”,越来越“高级”,如果民主、自由、宪政这些是文化现象中的“好东西”,只不过表明这些东西及其支持性非正式制度较好地在当下的两种环境中较好地“解决了问题”。

我们害怕那些“裹脚”、“君臣父子”、独裁和专制、滥用权力的“传统”,在个体感知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不喜欢这些“传统”,害怕这些“传统”,意义并不大。更大范围的“传统”间竞争随着新技术的进展已经展开。置身于传统中的人们每天都在放弃一些和创新一些,这些“放弃”和“创新”创新行为累积到一定临界值,传统就在修补和更替了。

我不想留下贬低理性的印象,只是想把理性置于一个大尺度的演化过程中来看待其自身。理性是一个伟大现象。正如哈耶克所说,“我们并不反对使用理性,而是反对象排他的强制性政府权力所要求的那样使用理性,我们并不反对实验,但反对独占势力在特殊领域内进行试验——那些独占势力不能容忍任何变通办法们并且宣称自己高人一等的智慧。(哈耶克,1991106)”

你说反传统这回事不如秋风所说的那么严重。不过,在我看来,我们的反传统还是比较厉害的,例如,我们都语言文字,一度曾有人提倡用拼音文字替代汉字。国家权力全面侵入乡村甚至家庭,对于传统的伤害甚大。反传统不一定只有权力当局在反,许多学者也参加到这个大合唱中。哈耶克一再用制度、道德、语言、货币这些例子来说明理性由以生发和存在的前提,我们现在置身于中的这个“传统”,不是被雄心勃勃的理性改造过的制度、道德、语言和货币传统了吗?我们甚至一不小心就调入“新时代语言”的牢笼。新入学的大学生,操着流利的官方哲学与你对话的时候,我们似乎觉察到我们置身于一种被设计的语言环境中了。这个民族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我不主张把我们的过去描绘得一团漆黑。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证明了没有神谕哲学所指明的“历史规律”。我们受到的权力当局的教化太深重了,包括你我,我们这些相对而言具备了一些反思能力的人甚至也不能幸免。我们总是抱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看待我们的过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没有糟粕,都是精华,这些精华记录局部和特定时期的适应信息罢了。我们试图选择性地继承我们的“传统”,我们担心滑向一种理性的僭忘。传统只需要个、局部和特定时空意义上的选择,代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整体选择我们的传统是不可能的。

此外,秋风的这一表述也对于“甄别传统之优劣以继承之”的想法提出了反论。“宪政的运转并不需要文化、价值本身是自由的或民主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错误以为,要建宪政制度,必先摧毁自己的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与现代的民主、科学不兼容,结果导致理性一路退后,政治趋向暴力化。”正如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补论G中所论,那些看似“坏”的和“不正确”东西如何维持了“好”的东西。“他(弗雷泽)解释了迷信如何通过强化对于婚姻的尊重,起到了让已婚者和未婚者都严格地服从性道德规则的作用”,又指出,许多看似毫无科学依据的“禁忌”,却是“财产的最大守护者”,“禁忌的第一任务无疑是为全社会建立起财产的基础”。借用一段弗雷泽的引言,我想说,“传统对人类帮助甚大,它为众人提供行为端正的动机,即使这种动机本身是错误的;人们处于错误的动机做正确的事情,与愿望极好却做了错事相比,当然对整个世界更为有利。”我们摧毁了旧社会,把紫禁城变成故宫博物院;英国人和日本人也进入了“新社会”,却尊重他们的女王和天皇,我们中国人对此当做何感想?

宪政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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