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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改革就是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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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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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性  

2009-04-10 10:38:2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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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的阅读经验,关于人性的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领域,人性问题,远不是一个道德判断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复杂系统理论的问题,其次是生物学问题和哲学问题,而经济学则只是在一系列人性假设下展开,而不研究人性问题本身。我有限的阅读只涉及道德哲学家休谟、生物学家E.O.威尔逊,经济学家汪丁丁,此外伯林似乎也算一位论及人性的哲学家。读汪丁丁的作品,不时心有戚戚焉的感觉,下面是一些个人化“解读”。

 

人性的问题

汪丁丁

其实,人性始终是一个问题。首先需要讨论而且始终没有讨论明白的,是善与恶的界定问题。终于,大约100年前,摩尔在《伦理学原理》的前言中一锤定音:善是一个基本概念,它不能如复合概念那样被展开为由其他一些语词组成的定义。换句话说,善是无法定义的,它可与其他语词组成一些复合概念的定义。例如,我们常说,舍己救人是一种善行。由于善的这一性质,我们似乎只能讨论具体的善,即出现在特定情境之内的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通常是善的,但也可以有例外,因为我所不欲的,未必是人所不欲的。(“消极的善”更可取,而“积极的善”推理下去则可能为恶。)不善的,只是不能称为善而已,它未必就是恶。(在不善和恶之间存在一个广为空阔的区间,特别是,我们人类经由数百万年演化而来的感知系统对于曲折的因果链是无以抓握的,因此付诸直观的道德判断常常是错误的)关于恶,我们似乎可说得更多一些。例如,卖假货以牟取利润,古今中外莫不斥为“恶行”。一般而言,损人利己的行为是恶的。虽然,这样的恶,仍需要在具体情境之内才可定义。例如,处于癌症晚期的痛苦至极的病人请求医生结束他的生命,我们根据这一出自他的自由意志的请求,足可相信医生结束他生命的行为不是恶的(有点类似波普尔的证伪主义,错误的是可以指出的,而何为正确,则不是那么一目了然,因此,在善恶问题上,作出明确的恶的判断的可能性可能高于作出善的判断。由此一个推论,在道德教化系统中,叫人不作恶比教人想善更重要。在政治实践领域,防止恶的制度架构和必要性要远比求善的制度架构和必要性重要)。

发生于具体情境之内的行为,不论它是善的、不善的或是恶的,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证,我们对行为的判断必须以“充分知情”为前提(即便是充分知情,直观感知也不能完全判断善恶,必须诉诸后面丁丁老师说的习俗和传统规范)。例如,我们常以酒会友,但若我们劝朋友饮一杯毒酒,那么我们这一行为的善与恶,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知道酒有毒以及毒性可能引发的各种后果与那位朋友的福利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种因果联系。诚如摩尔所言,这些因果联系的链条无穷无尽且充满了不确定性,不是人类理性可以完全洞悉的,它们的各种效应互相抵消之后的“净效应”的善或恶的程度,只在漫长的实践检验之后才可能被人类理解,并由此而确立一些伦理的“信条”——只因信而服从(这是一段极为精彩的文化演化理论称述。在人类福祉这一重要事务上,因果链条是很长很复杂的,其净效应是任何具体的个体智慧所不能完全把握的,因此,只有诉诸漫长的实践检验,之后才被人所理解,甚至不理解,只是服从它而得益,而繁荣,哈耶克对此具有深刻的体认)。因此,这是休谟和哈耶克的看法,我们人类能够生存到今天,几乎完全得益于被认为是群体理性的载体的社会习俗,而不是我们可怜的个体理性(或许“群体理性”是一个不得不用的概念,但却是一个有些误导性的概念,极易为被误导到认为群体像个人一个是理性的,有一个人格化的群体,其实没有。群体理性的承载单位是习俗和惯例,群体理性本身随着环境的变化的而演变)。

不错,社会习俗是群体理性的载体。图腾禁忌、宗教规训、祖训及规范,都是习俗的一部分。就行为方式而言,习俗构成了文化传统的主要部分。善和恶,于是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斯密观察到这样的事实:在一些民族那里是善的行为,被另一些民族视为恶行,反之亦然(以赛亚.柏林讲到相对主义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关于美好和善的唯一正确的答案,美好和善事多元的。立基于三个模仿科学理性命题,乌托邦的思想家们试图找到唯一的善和美好社会答案,因此把人类引导到歧途上去)。

符合群体理性的未必符合个体理性,因为有利于群体的行为可以是不利于个体的(这是一切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者,从迈斯特、柏克到哈耶克等之所以维护作为自发秩序的传统的原因)。有鉴于此,哈耶克相信,今天的人类社会,必是“基因演化”与“文化演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一个中国社会科学家还基本没有涉足的重要领域)。而文化的演化,大致而言总是朝着保持或强化“互惠性”的方向发展的。对诸如诺贝尔奖得主弗农·史密斯这样的经济学家来说,互惠性不仅意味着个体与个体或群体与群体相互之间的好处,更重要地,它还意味着每一个体或群体对那些违背了互惠原则的个体或群体给予惩罚的义务(在秩序形成中真正发挥重大作用的互惠性不可以被直接的道德直观可以感知)。此外,还有由政治科学家埃克斯尔罗德的仿真实验揭示出了重要性的“高阶互惠性”——即个体或群体对那些不惩罚违背了互惠原则的个体或群体的惩罚。诚如佛家所言:“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懦弱纵容邪恶,这直接可以作为人生的指南,许多家庭中的悲剧常常不能归结为简单的额的突然爆发,而是错综复杂的“致恶”因果关系累积的结果。)

这就涉及另一类的恶,即康德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里面多次提到的战争之恶对于人类各国的健康发展,犹如树木为争夺阳光而相互排斥可迫使树木向上生长,是一种必要的恶。换句话说,为了最终的或更高的善,我们有必要容忍甚至实施某些作为手段的恶。显然,这是一种极易引发争议的见解(生物演化中的军备竞赛,造就常常的长颈鹿的脖子,大象的鼻子,最重要的是——人类硕大的脑,按照正常的演化速度和比例,人脑的脑量根本不需要目前我们这样大,是一个文化演化中的“军备竞赛”,造就我们如此巨大的头颅,并由此增添了女性生殖危险)。

仔细辨认,我们生活中还存在着第三类型的恶,它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恶(badness),它被称为邪恶(evilness)。邪恶的特征在于,它与康德所说以恶的形式诱使我们向善恰好相反,是以善的外表诱使我们尽力发展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或多或少存在着的恶(这是我想起,哈耶克在一本书中有个引言,大致是这样说的:20世纪的计划经济实验许诺人们天堂般的丰裕、和平和幸福,可是通向天堂的路都是用邪恶的砖石铺就的)。例如,我们承认,市场交易是实现互惠性的一种常见形式。交易于是可以拓展到我们行为的许多方面,包括“出卖灵魂”的行为。所谓诱使,就是不易被察觉地发生着的行为,从符合伦理的到不符合伦理的,再到有意识违背伦理的行为,往往是一个连续的谱系。我们在由不恶向恶的曲折路径上走着,每一步都有理由——至少我们可以为自己找到理由,直到某一步,在那之后再也没有理由,我们无可挽回地堕落。邪恶的人,就是自认有资格诱使我们走到那无可挽回地堕落的最后一步的人。真正困扰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邪恶的人,是为了什么目的实施邪恶的行为呢?(因此不能以目标定义手段,以目标审判手段,在通向目标的途中,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手段都要经受那些人类演化进程中被持久证明为真的正义证伪法则审判)

我仔细想过,没有答案。因为,凡有目的的行为,要么是为了私利,要么是为了公益。这两类行为,尤其是前者,可以是恶的,但通常不会是邪恶的。很久以前,我是这样界定“邪恶行为”的——它必以“邪恶”本身为目的。换句话说,邪恶之人之所以邪恶,是因为他们只能通过邪恶行为本身来获得幸福感,哪怕为此而害了他们自己。这一类型的人,佛家称之为“魔”,必斩之而不能渡众生。(几乎所有的邪恶都有自我神圣化的理论、仪式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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