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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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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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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大学政策研究院9月政策对话会上的演讲  

2009-09-27 20:55:1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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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的两个维度:制度反腐与公民社会的培育 

刘业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

引言:为什么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 

关于腐败,有一种看似无稽之谈实则有一定道理的说法即“腐败有功论”。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环境下,腐败是有益于社会的。难道腐败有两种,好的腐败和坏的腐败?先说“好的腐败”。例如在中央计划经济转型的价格改革之初,通过行贿受贿的方式把计划内物资(例如火车皮、钢材等)转而用于满足市场紧缺的用途,其实这是资源配置的优化过程。这个例子说明腐败在特定的环境下有助于资源优化配置,这是所谓“好的腐败”;坏的腐败是那些进一步扭曲资源配置的行为,或者没有资源配置扭曲发生下的非生产性努力。

这种好的腐败和坏的腐败的区分站得住脚吗?长期看来站不住脚。资源配置优化不是终极标准。刚才讲的好的腐败的案例中,这种行为固然改善了资源配置,但侵蚀了社会更基本的规则——机会公平原则。此外,这种情形的腐败发生的前提是一个不正义的制度环境。充其量,“好的腐败”也只是以一种不正义破坏另一种不正义。当一个基本正义的制度环境具备以后,好的腐败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不仅如此,要旗帜鲜明的反对腐败,更基本的原因在于,腐败吞噬自由。阿克顿勋爵指出,“腐败比惨无人道的绞刑架、手指夹或脚趾夹的刑具要好多了;但是,腐败会导致同上述刑具同样的目的。腐败会侵害和吞噬自由”。

腐败总是权力持有者的腐败。“权力,不管它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G.希梅尔法伯,1955)。”腐败背后大都必然意味着对于正义原则的侵害,它或者侵害了机会均等的原则,或者侵害了基本的权利和自由,或者表现为对纳税人所缴付税款的侵占,或者就是赤裸裸的财产权占有。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言,“绝对专制的伎俩天下皆同”,同样,腐败的伎俩也似乎天下皆同。

一方面是绝对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法治的制约和传统的权威,我们必须做出抉择。实践证明思想教育、政治运动都不是反腐败的根本方法。我们强调反腐败的两个维度:一是通过公民社会的培育改变腐败的购买方,或者从国民性和社会的文化氛围和习惯上改造国民性。因此,恢复和重建自治传统,把一度扭曲的心智模式纠正过来。二是制度建设,以制度保障权力的行使受到制约,而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要义。

 

1.制度建设 

反腐败的制度建设维度。首先我们需要避免制度万能的观念。正如阿克顿指出,宪法不是制定的,而是长期形成的。法律的创制者是臣民的习惯和国民的品质,而不是政府的意志。这样的洞见告诉我们,理想的制度也好,坏制度也好,都不是短期的少数人意志的产物,而是长期演化的产物。制度与国民性相互依赖。

所以以制度建设反腐败固然是重要的举措,也不要对“好制度”寄予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是使权力受到制约,管束权力行使的范围和方式,使之在恰当的范围行使、以恰当的方式行使。我们可以借鉴那些被世界各地的经验所证明的共性的制度,如权力制衡的政治架构。

绝对权力是腐败的温床。绝对权力的持有者可能是行政官、兵权持有人、也可能是立法者。绝对的权力和受限制的权力;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人们最终必须做出选择。这是根本性的制度建设。绝对权力往往恰恰是多数统治、精英统治、人民主权原则、纯粹民主制等各种各样的美好幻想的实践产物。

要放弃建立纯粹民主的幻想,有的邪恶来自民主的骄横。要看到平等的可贵之处,也要看到平等精神的危险。如果有人认为纯粹的民主制将是最完美的政府,汉密尔顿则指出,“在没有比这更错误的政治立场了。”要放弃对某种类型的多数人统治的幻想或者某种类型的精英统治的幻想。汉密尔顿指出“如果政府在少数人手中,他们将施暴于多数;如果在多数人手中,他们将施暴于少数。政府应让他们双方掌握,而且应当把他们分开。”“ 共和制政府中的基本真理:少数人拥有不言而喻和不能让渡的权利;多数人不代表一切,少数人不是一钱不值;人民不可以为所欲为。”

所谓制度建设,就是要通过权力制衡和自治;从公民这一端,则是确实保障其基本权利和自由,以此遏制绝对权力的倾向

所谓制度建设,就是要建设有多数代表和少数代表参与其中的程序和机制,还要有把他们分开的程序和机制,保障多数人的利益和诉求,也保障少数人的利益和诉求。制度建设要从宪政的角度保障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保障舆论监督。

2.公民社会的培育 

由政府主导的反腐败屡反屡败,不能不思考除了政府自身反腐行以外其他的力量——公民社会。根据国际经验,如果大胆借助于公民社会的力量,反腐败工作将取得实质性的推进。韩国的“韩国透明国际”、以色列的“国家廉政运动”等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1978年以来,与中央计划经济相关联的在共产主义道德教化退去之后出现的道德真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有效的填补,这同时也表现出一个软弱的公民社会。在一个中央经济体制内没有市民社会的生存之地。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市民社会的出现是市场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发展的产物。然而,我们目前却正遭遇国进民退的尴尬。

“打倒国家权威之外的一切权威,通过扩大权力主体的范围而使主权权力成为不可抵抗的权力。”公民社会的培育和成长抵抗的是这样一种趋势。一个软弱的公民社会为权力滥用和腐败盛行提供便利。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培育健康繁荣的公民社会则有助于遏制权威的单一中心倾向。公民社会的发展使公民个人和组织的需求可以转而求助于他所在的自治团体,而不是唯一权威主体的政府,因而减少“求助-要挟/索要”的发生机会。

鉴于不受有效约束的权力导致腐败,而公民社会则抑制权力的独断倾向。邓正来(2002:5)指出“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间需要集中权威的同时,作为一种独立自主力量,市民社会能够成为遏制这种权威向专制退回的‘最后堡垒’,另外,市民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抑制国家权力过分膨胀的作用。” 公民社会的成长促进世俗“权利”意识的觉醒。作为毛坚持培养“革命精神”教导的结果,许多中国人相信抗议和反抗是他们的权利。虽然这种精神的寿命是否能超过现政权试图消灭它的努力还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精神是矫正政府滥权的器质性冲动(Gary J. Schmitt etc.,2006)。

托克维尔认为研究一个社会有三大支柱:偶然性的(如地理位置)、立法性的和心理习惯或者人的习性等。自由社会的建立,其中第三个方面需要公民社会的滋长。腐败不仅扎根于公务员的头脑中, 而且也扎根于人民大众的头脑中。基于这一认识,韩国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Korea)提出的愿景是创建一个政府、政治、企业、市民社会以及日常生活免于腐败的世界(马占稳,2007)。

具体措施:

1.进一步建设宽松的政治化环境,建设新闻自由,强化公共舆论监督。市民社会天然与民主自由、法治精神相联系,它通过公共舆论的形成来对抗腐败,其中新闻自由是核心。舆论监督的力量至少与政府专门的监督部门同样有力,同样重要。如果说权力架构中的监督是一盏巨大的探头,那么舆论监督是无数盏小探头,它无孔不入,置腐败于无可逃遁。2.打通公民社会的知情、参政、问责渠道。3.完善举报制度,特别是举报人救济制度。4.开放非政府组织的登记注册,支持、鼓励和规范政府组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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