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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改革就是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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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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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传统,归还自由  

2009-07-06 09:46:1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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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78,我们告别奴役

(“人民公社制度就是农奴制”)

   从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还有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学生阅读后的读书笔记中,先是感到震惊,然后,总是不忘用高中政治教科书的那点陈词滥调“批评”一番,一如这些作品在中国早期翻译作品的“译者前沿”,总做一番“批评”一样。已故经济学家董辅仁教授告诉我们,不用掩饰、不用辩解,人民公社(连同整个中央计划经济),就是我们一度经历过的奴役——农奴制。这个民族的可悲之处在于,被人奴役了一番还硬说事物是一分为二(粗鄙的二分哲学)的,奴役有奴役的好处,奴役也不全是坏事。

 

2

政治冷漠

  澄清历史,还原真相,我们还有很艰巨的任务。任何启蒙和时代进步,没有这些基础性的还原真相的活动,就难以获得确信,也就没有坚实的基础。我们要还原晚清以来全部历史事件的真相,重新审视所谓民族英雄和民族罪人;重新审视那些被教科书反复歌颂的榜样。我们需要明白,除了“被给予”的“新闻”;我们的头脑中灌满了太多“被给予”的“历史”。 

   当教化的谎言被无孔不入的信息技术揭穿的时候,人们以冷漠面对谎言。

   信任瓦解了。由于“心智惯性”,人们也以冷漠面对真相。

   因此唯一的出路在于倡导实事求是和公开性,让信任在社会共同体内慢慢恢复和重建。

  

3

当触碰道德底线成为常态

    我深深地忧虑,我们的周身充满着这样的行为——人们一再触碰道德底线,并渐成常态。这把生活于其中所有人置于危险境地,包括那些悍然挑战道德底线的人。演化这样为人设计:触碰道德底线是十分罕见的行为,社会共同体的多数行为特征是符合一般道德准则的。当行为特征的特例和常态分布令人震惊地颠倒过来的时候,混沌和无序就会战胜秩序。20世纪晚期以来的中国人正处在这种境地之中。

   失去约束的权力导致邪恶,其行为特征极不可预见。而无权者的生产者置身于一个漫长而快速的迂回生产链条同样沦为作恶者而无从查考。当权力持有者和无权者双双沦为邪恶者的时候,那些仅有的清醒的思考者成为无辜的受害者。受害者不限于无辜的清醒的思考者,受害者群体波及整个共同体,连同那些不受约束的权力持有人和无权的施恶者——我们可以叫他们平庸的恶者。

   上面的讨论略显抽象,我举几个例子。

   美国人遭受飓风灾害的时候,我们中国援助他们临时房屋建材,那些利用中国援助的石膏板搭建房屋的美国灾民不久发现,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会流鼻血。原来中国生产的石膏板释放的有毒气体能够腐蚀金属、侵害人体。谁是作恶者?中国境内现代化生产链条上无数匿名的平庸的恶者。

   典型的有毒食品例子是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除此以外,大都市中人们每天吃喝的一切食品,几乎都存在问题。因为这些丰富鲜艳的食品背后是一支庞大的“平庸的恶者”——生产者。

   大学里,有学生因为一学期上党课基本不上正课而得分低于别的同学,决然“举报”老师,而举报“事实”(实际上该教师因为学院公事请假)与期末得分低一事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这脱离了质疑考试分数不公正而申诉的轨道而纯粹是赤裸裸的报复心态,这挑战了道德底线。如果党员群体由这种悍然挑战道德底线的人构成,这将是一个可怕的群体。

   中国城管具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这些乌合之众被临时拼凑起来去执法的时候,他们持有近乎不受约束的权力,来自动物的野性冲破脆弱的道德约束和正式法律约束,它们恣意挥舞着合法政治暴力干着不合法的勾当。我在生活过的长沙和现在生活的北京多次偶然偏见城管暴力“执法”。不受约束的权力太具有诱惑力了,它把邪恶从人的灵魂深处引诱出来。我同意,我自己具备相当的反思能力。我同样同意,如果现在我被征召为一名城管,或许一年之内,我将丧失反思能力,同化为野性权力持有者,在大街上耀武扬威。城管如此,那些更高的权力持有者呢?

   挑战道德底线的例子举不胜举,层出不穷。生活于其中,让我艰于呼吸视听!

4

重拾传统,归还自由

  “维稳”成为汉语中被频频使用的官方流行语。维稳的一个隐含假定是,秩序之外有个上帝之手。这个隐含假定是不成立的,控制者和“捣乱者”构成一个社会生活共同体。稳定不是维护出来的,是社会生活共同体在不断地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的妥协中作为一个副产品出现的。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冲突在社会生活形成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并永远存在下去。社会进化的另一座高峰是单倍二倍性动物,在那里构成了社会的同时免于个体间利益冲突,因为它们通过基因突变本身解决了社会合作的冲突问题。人选择了另一条途径,人类的基因没有出现单倍二倍性那样的个体间巨大差异,而是把可塑性留给了表型,分工由以可能,而留下的一个艰巨任务是建立协调社会合作中的利益分割冲突。毫无疑问,直到今天,人类文明仍处在幼儿时期,战争和冲突笼罩在人类的头顶。

   不扯远了。维持稳定据说成了政府的头等大事。问题不是为什么人们总出来捣乱政府,而是找到总是存在的冲突之化解机制。看到于建嵘有个建议,“把问题解决在县政”,这是一个非常短期的建议,未尝不可。当然于建嵘也有很多中长期建议,例如他到日本访问时的讲座所谈论的对策。

   维稳的第一付药是重建传统,要在乡村和城市,大学和教堂里把真正的精英选出来置于一个崇高的位置上予以尊重;传统的真义在于数代人适应环境的智慧沉淀,那些不断更递的精英很好地理解和呵护这种智慧。我们的传统远不如香港和台湾。例如1949以来我们制造许多节日,制造很多榜样和偶像,而这些节日和偶像,根本没有进入人们的内心。特别是,我们通过政权力量强行侵入乡村,破坏了乡村自治的传统。靠政权的力量永远也解决不了无限多的日常矛盾和冲突。放弃了自治和自组织,政治力量最终被迫全部卷入“维稳”,貌似强大的政治力量被大大误用在了不正确缺的方向。

   维稳的第二付药是归还自由,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前靠许诺人们以自由和幸福得民心。今天应该把剥夺的自由归还给人们。让尊重传统又获得自由的人们自我组织,这是社会秩序的真谛.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一条流淌的河流,而不是一汪平静的水塘。有人试图把河流变成池塘,实属极不明智之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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