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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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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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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设计师的设计:自发秩序的生物学和经济学  

2009-03-12 10:59:2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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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设计师的设计:自发秩序的生物学和经济学

 

“我们的身体是盛满祖先智慧的活动档案柜。我们的身体和心灵是标识着人类祖先罕见功迹的鲜活纪念碑。”——达尔文

 

   正如亚当.斯密对经济秩序的完美发出由衷的惊叹——仿佛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着无数个体和企业的分工联合,达尔文惊异于生物适应过程中的巧夺天工。在经济学和人文科学之后,同样的惊叹发生在生物学领域。这就是设计问题。动植物都拥有自己的造型设计。“生物个体能够以如此美丽而且数不清的复杂方式,来适应周围的无机环境,适应其他的生物,形成一个运转流畅的整体世界。它们的存在看来似乎是有目的的,意欲形成一个结构紧密、精巧而有效的复杂整体。以致于达尔文形容为‘最值得我们激赏的完美结构以及整体适应’。( H.克罗宁,2000)”然而迄今为止,经济学关于复杂经济秩序形成机理的解释远不如生物学成功。

   看一下我们的眼睛,远比一部数码相机精密复杂。数码相机是人设计制造出来的,那么,谁设计了我们的眼睛?以及数不清的精密复杂的器官,特别是“设计”出了无数现代复杂产品的大脑?简单的答案是上帝。在政治经济社会中,谁设计了如此纷繁复杂的制度和规则体系?简单的回答是人类理性。

   因此,建构理性主义者相当于生物学中的神创论者。建构理性主义用人类理性取代了生物学神创论者心中的上帝。由于这一惊天大错,建构理性主义作为一股社会思潮,把他们的错误理念带入人类社会建设美好社会的实践中的时候,引发了20世纪罕见的人道主义灾难、大饥荒、政治清洗和大屠杀。

   要回答无设计者的设计问题,必须用一种超越我们进化而来的有限度感知水平,用演化的时空尺度思考,这是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演化理论。“自然选择的机制是这样的:个体会发生变异,某些变异可以遗传。可遗传的变异以随机方式产生,与可否影响个体生存和繁殖无关。但是这些变异存在的长短,由提供给适应上的益处决定。时间累积的结果,是那些适应得更好的个体组成现在的族群。……这个变化十分缓慢”。从一片感光膜到复杂的眼睛,从原始生命到兰花和蚂蚁,“泰国几百万个微小变化,经由很长一段时间累积成充满戏剧性的转型(H.克罗宁,2000)。”

   自然选择利用变异,保存和叠加这些对于适应有利的变异。“一个一个地存放成一个大系列,终于形成错综复杂又千变万化的适应现象。”“自然选择的威力隐藏在随机生成的多样性之中;而兼具多样性和存贮性的自然选择压力则会以漫长的实践,将这些多样性抽取排列,塑造出新的形态。(H.克罗宁,2000)”

   与演进理性主义不同,建构理性主义者只用生物适应过程早就的我们当下的直接感知来推断。于是,他们的眼中只有现成的设计之物。“一切都是设计好的,是一位超级设计师的作品。”休谟是是一位演化理性主义者。休谟、弗格森、斯密、哈耶克这些都是大智慧的人。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批判了设计论者。克罗宁引述了休谟的一段嘲弄,我更加完整地找到原文,引述如下:

   “……我要简单说明我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看一看周围的世界:审视一下世界的全体与每一部分:你就会发现世界只是一部机器,分成无数小的机器,这些较小的机器又可再分,一直分到人类感觉与能力所不能追究与说明的程度。所遇哦这些各式各样的机器,甚至它们最细微的部分,都彼此精确地配合着,凡是对于这些机器及其部分审究过的人们,都会被这种准确程度引起赞叹。这种贯通于全自然之中的手段对于目的的奇妙适应,虽然远超过于人类的机巧、人类的设计、思维、智慧及知识等待的产物,却与它们精确地相似。因此,既然结果彼此相似,根据一切类比规律,我们就可以推出原因是彼此相似的,而且可以得出造物主与人心多少是相似的,虽然比照着他所执行的工作的伟大性,他比人拥有更巨大的能力。”(休谟,1962,第18-19页)

   正如休谟所言,自然界的适应设计、杰出产品及其不可思议的复杂度超过人类智慧的直接产物。然而,人类理性最常用的最直接的思考是类比:“只要看一眼像钟表的复杂机械,你马上就明白‘一定有一位钟表匠存在’;同样的推理,看见如此复杂的适应良好的生物,背后一定业存在一位设计者。”

   经济系统中存在如此多的制度安排,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成文的不成文的。特别是,我们的确自己设计和制定法律。设计者的设计思路引导他们相信,我们人类可以设计整个社会。建构理性主义乘着科学的翅膀,在20世纪一路高歌猛进,但也摔得很惨。20世纪的建构理性主义者居然在生物学上不相信上帝,这似乎有些精神分裂。因为既然他们柱状可以设计全部社会经济生活,而根据休谟,这些全部人类设计的产物远远不及生物界所呈现出来的精巧复杂,那么必然还有一位能力更加巨大的设计者躲在背后。奇怪的是,20世纪的革命者都宣称自己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不,他们不是不相信上帝,他们把自己推上了上帝的宝座。他们的心中有上帝。

   大凡思考过生命和人类社会中的秩序的人,无不惊叹其精巧,“适应仿佛是经过蓄意设计一般”。达尔文说,“必须解释无数件生物体微妙适应栖息地的案例……我一向对于这类适应感到震惊。”达尔文后震惊后思考出来的答案是自然选择的演化过程使然。“微小、没有方向性的变异,经由自然选择压力转化,并经历一段很长时期后,形成巨大、复杂、多样而且最重的是适应上的改变。我们可以把生物适应想成是成功地汇总环境信息。”(H.克罗宁,2000)。J.Z.杨格也表述了这一思想,“我们不妨把阐述的生物体想成盛装着环境的缩影,而这个缩影则通过基因来传递。”

   自然选择基于变异。变异是进化的候选者。在演化经济学中,则有“新奇”和创新是“演化的燃料”之说。企业为什么创新?在生物学中,梅达沃惋惜现代进化理论没有发展出完整的变异理论(克罗宁,2000)。这个遗憾似乎在演化经济学中不存在。企业的创新动机来自残酷的生存环境给予的压力。(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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