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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改革就是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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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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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心灵荒芜和理性乖张的国度  

2007-11-12 10:02:4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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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不信仰一切代表了我们心灵的荒芜;一切事物适用二分法的“哲学分析”代表了我们理性的乖张。100年来,理性和科学精神并没有在这片国土扎根;5000年来,我们并没有演化出信仰。今天,一个安全可靠的日常生活都变得十分难得,这就是心灵荒芜和理性乖张的后果。下面,我愿意不厌其烦地引用这位作者的原文,展示这个心灵荒芜的民族。这样做,非不爱这个民族,而是痛这个民族,非不爱这个民族,而是希望这个民族走向自我反省,走向灵魂的提升。当看到我们的政府发言人就国际恐怖活动、恐怖国家和暴政发出一些毫无原则的无德之言的时候,我只有深深痛彻这民族;当看到国人对着海峡对岸的人民嗷嗷喊打的时候,我只有痛彻这民族;当看到全民养狗,从动物身上寻求温情的时候,我们只有痛彻这民族;当人们一方面坦然面对系统化剥夺,另一方面又大言不惭地献爱心的时候,我只有痛彻这民族;当我们看到儿童医院那些患上白血病的家庭只能单枪匹马四处哀求的时候,我只有深深痛彻这民族……原来我们生活在一片荒芜之中。当看到人们荒芜的心灵的时候,我只有痛彻这民族;当看到人们理性乖张的时候,我只有痛彻这民族。

——“要现实,要现实,不要太理想了。”好像在中国被批评得最多、被指责得最多的就是人的理想。好像人的理想就是人的毛病、人的缺陷,是人之某种令人感到无比惋惜和遗憾的不足。相反,人的现实、实在,人的精明、机灵却被认为是人身上最伟大的优点,是人人都应去努力培养的品质。一旦我们进入所谓懂事的年龄,我们的前辈、同龄人,甚至比我们年纪轻的人就会反复告诉我们也许只有在中国才存在的一个真理——这个世界没有真理。事实上,这一点也无须经由他人来告之,我们只需通过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人和事,或发生在我们生活周围的人和事,便可得出这一结论——这个世界没有真理。

 ——“弃绝思想、取消本质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它的社会效应完全可以给中国人的整个生活构成毁灭性的打击。如果这一事实是真实的,并且“世界无真理”的结论早已被中国人的意识和潜意识认定,那么,人们以后在教育、道德、伦理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也许都是无效的,任何文明的倡导、理性的规劝实际上都于事态的改变无补。因为很简单,如果世间没有真理,没有最后的裁定和判决,那自然就只剩下了强权和非理。可以设想,即便是一个先天具有善良倾向的人在这样的社会,他究竟能够去做什么。试问,当一个社会普存暴力、总遇恶神,到处都充满了五抢六夺、拳脚相向之时,一个本性善良的人究竟会怎么样?毫无疑问,他多半会改变自己、降低自己,去适应周围的生活,以求与社会的习俗同步。否则,他很难在这个社会有立锥之地。况且,简单的常识和日常的经验一直都在告诉我们,在一个普遍没有公理的社会,一个人个我的善良品质根本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人类之所以要倡导思、倡导宗教、倡导形而上学的普世哲理,其目的就是为了不致让人的生活陷入一种不明不白、不伦不类的价值相对主义的泥淖,使人们避免一种虚无主义的困境。 ”

——“所以,中国人就无法与人生的终极情怀、存在的深度关注、价值的最后栽决,乃至生命的美好希望挂起勾来。由于非思和反思,所以,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天生的相对主义者,铁杆的价值相对论者。常常扯唯物辩证法的大旗来为自己低下的智力缺陷遮丑,以矛盾的所谓二分法来为自己丑恶的痞子品性狡辩。中国人是不相信真理的,因为他们连思考真理的基本条件都丧失了。”

——“所以,他们只相信一切相对主义的真理,或只相信一切绝对相对主义化的绝对真理。他们只相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相信张三的理,李四的理,但就是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超越于公婆、超越于张三李四的一种更高的真理。”

——“既然至深的情理、至上的宗哲、至美的性灵不谈,那人们还求什么理想、希望和今世努力的善行呢?因为真正的理想、希望与善行都必须应以思想的两极拉开、精神的自由渗透为其条件和前提。由于在我们国家,真知没有表达的机会,灼见也无传播的平台,所以,人们也就无需关心,也不能、不敢去关心生活中真正算得上是原则性的事情。惟一的大事就是只求活着,活着意味一切,活着就是一切。”

——“我坚信,中国人的内心确实笃信,只要活着就行了,其它一切也许都是可有可无的多余,所以才会有一场晚会便可满足十几亿人的除夕乐,书法代替书籍,小报冒充文化,初小谎称大学的故事。殊不知这一切都是整个生活背离了本质、唾弃了深度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只要一个社会禁绝人们的思想,禁绝人们的交流、禁绝人们的表达,这本身就是这个社会没有真理、没有人道、没有正义的证明。有,也只能以一种隐蔽的形式潜伏在人们的内心之中,使之成为一种不能外露的存在,成为一种只作白昼之陪衬的黑夜的阴影。不知要等何年何月,那些真正的声音、睿智和思想才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我只知道,要是把存在的真像揭露出来,那更多的事端是绝对令人发指的,而所有隐蔽的善肯定是日益稀罕了。”

这是一个心灵荒芜和理性乖张的国度

一种恐怖的屏蔽与隔绝:国人不能拯救只能逍遥

毛喻原

   我强烈地感到中国是一个从来就没有涉及到存在内核、没有触动过深度魂魄的国家。似乎中国人所有感知的内容、所有意识的活动都被某种无形的力量设置了障碍;似乎在精神的世界中始终有一种的严格的界限一直就存在在那里。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生活的所有理应涉足的领域中,始终有那么一道门槛,那么一条边线,无论我们做出何种努力,付出多少心血,也是跨不进去,迈不过去的。一句话,中国人的生活似乎先天就遭遇了某种绝对的大限,即遭遇了屏蔽与隔绝。

   就像中国人不能(既是not able to ,又是 can  not  to )书籍,只能书法,不能上三路,只能下九流,不能思想,只能诗歌,不能理性,只能感乐,不能拯救,只能逍遥,不能文化,只能用娱乐、餐饮来代替,不能欢乐,只能用晚会来冒充一样,中国人无法问津生活中存在的那种本质,所以只能以非本质为本质,无能潜入深度,所以只能滞留在浅处。有种种迹象表面,中国的生活是勾销本质、弃绝深度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天生就厌恶深,唾弃本,可能更真实的情况是,从一开始中国人对深度的偏爱、对本质的追求就遭到了来自异己因素、社会外力的强烈打压和猛力阻击。对本质的疏远、对深度的背离,以及所有对形而上学精髓、宗教哲学魂魄之有意无意的忘却,也许开始是被动、无奈,其次是习惯、忍耐,最后自然就成了适应、喜好,甚至固化为某种自觉的本能,成为生命赖以自在、了然的必需。显然,这其间有一个非常复杂、无比漫长的内化过程。仅此这一点就足够中国人去说不清、道不明,弃之不行,理之更乱。

    在此,我认为很有必要再次提及那个“神鸟变笼鸡”的故事。据说现在行走在地上的鸡曾经是天上飞翔的鸟,而且是充满神性、无比高贵的鸟,由于犯错而被贬为地上的家禽。到了地上以后,它也曾经是可以自由行走的野生动物,甚至偶尔还会冒一阵低空飞行的雅兴。但最后非常不幸,被人类驯服、豢养,完成了从野生到家养的过程。当然,这还不是最悲惨的,因为它的异化并非到家禽就得到了终止,更为严重的异化还在后面“恭候”着它。这就是整个从家禽到“笼鸡”的演变史。

    1983年我在西宁71信箱工作期间,就目睹过笼鸡精彩的一幕。住在我邻居的张指导一家在宿舍的过道上搭建了一个巨大的鸡笼,这笼子大约可以同时喂养十几只鸡。张指导喂养这些鸡的目的是为了宰杀食用,或让其下蛋改善生活,因为尽管张指导当时是管教干部,但在80年代初那段匮乏的岁月,他家的生活仍显得非常拮据、入不敷出。每天,我都能看见张指导上班之前亲自给鸡添食、加水、补料。毫无疑问,这些鸡过的是一种完全封闭、被动,当然也“安然自洽”的生活。由于长年累月的笼中豢养,先是漫长的适应,然后便内化成一种本能,它们肯定早已忘记了它们的神鸟祖先,同时也忘记了它们过去所熟悉的天空、田野,甚至庭院。

    一天上午,我看见张夫人打开鸡笼(还是女人心善),想让那些鸡到笼子外面去散散步,放放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活动一下筋骨,让它们暂时获得一种有限的自由,算是对它们的一种特许和恩赐。有趣的是获得恩准的鸡们面对打开的笼子,半天回不过神来,它们大都显得有些惊慌失措、犹豫不决。一个个对着打开的鸡笼向外呆望,成了标准的木鸡。这时,有一两只勇敢的鸡想试探性地窜出笼子,重复性地在鸡笼附近转了好几个圈子。看得出来,它们无不心惊胆战、诚惶诚恐,似乎对外面的世界深怀一种无名的恐惧。最终,这两只鸡还是走出了笼子,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但就在这时,精彩的一幕发生了,跑出了鸡笼的那两只鸡在外面转悠了几周后,都不约而同地迅速退回了笼中。显然它们已不习惯于自由,不习惯于一种自由驱使下的自主的决断,就仿佛它们对自由具有一种本能的回避与抗拒。无疑,这一幕已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甚至在以后的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现实场景都会使我自然联想到这笼鸡退回到笼中的一刻。在我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笼鸡难道不就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种最生动的写照吗?难道它不正是一则能够对我们生活的意义做出最好诠释的现代寓言吗?

    一般说来,我们对笼鸡所遭遇的那种屏蔽和隔绝能够做出明确的判定,但对我们自身所遭遇的那种屏蔽和隔绝却常常蒙然不觉。因为施与前者屏蔽和隔绝的手段通常是具象的实体,这就是构成鸡笼的那些“木条”和那把永远关闭的“门锁”,而施与后者屏蔽和隔绝的途径往往是抽象的主体,这就是存在于观念世界和意识领域的那些刚化的“戒律”与僵化的“信条”。事实上,这些“戒律”和“信条”完全可以构成另一种性质的笼子,其屏蔽和隔绝的效应与“木条”和“门锁”相比完全有过而无不及。

    实际上,我们一直都在屏蔽与隔绝之中。只不过这种屏蔽和隔绝存在于精神与观念的层面,人们始终在对其回避、淡化和遗忘,并且尽量模糊之、混淆之、错乱之,经常制造一些屏蔽与隔绝不在的假象,再加上人们对这种屏蔽与隔绝的“先天”性领悟和绝望,他们被迫只好退守到一种不明不白的中层之境和下界之域(即那个日常人生、属尘琐碎、油盐柴米,张长李短、绊腿戳背、哼哼哈哈的世界),更为可怕的是由于长期退守和驻足在这样的世界,这就难免使他们的生活不得不变成一种沉迷和粘滞,最终形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圆融”与“自洽”的氛围,他们在感觉歧义的异化中找感觉,在背离精神的前提下寻精神,所以,自然他们就对这种屏蔽和隔绝迟钝麻痹、非感不觉了。

    我认为,我们始终就在某种屏蔽与隔绝之中,这是一种思想之屏和观念之隔,是一种意识之蔽和精神之绝。换句话说,我们的感觉总是与某种更强的感觉相脱节,我们的意识总是与某种更大的意识相抵牾,我们的精神总是与某种更高的精神相冲突。在生活的世界中,我们抛开了延伸、超越、提升、突破、趋极、无限的概念,总是以重复来积累我们的数量,以缠绕来虚构我们的速率,以循环来杜撰我们的规模,同时,也以一种惟封面化的方式来撰写我们这本民族的大书。没有精神,我们就大量炮制有关精神的语词,没有文化,我们就生产无数有关文化的言说,涂亮彩来粉饰,以它物来替代。结果,语言,仅仅是语言,就成了我们现实生活中一切所没有的美好之物的一种补偿,成了我们真实世界里一切所应有的理想之物的一种对称虚拟和反面镜像。实际上,我们的生活与世界那种本质的联系是微乎其微的,说得好听一点,仅有一根吊命的游丝在做脆弱的维系,说得不好听,我们的生活与那种本真的事物是相分离,甚至是相对立的。由于一种无形的屏蔽与隔绝,我们的人生内容并不指涉任何生活的深度,我们的生活经验也不可能体验出任何事物的本质。因为所有意识屏蔽和思想隔绝的必然结果就是化解和消除生活的一切深度和本质。让人的生命在一种无本质、无深度的状态中永恒地漂浮与消沉,成为一种生命资源与存在奇迹的最耸人听闻的挥霍与浪费。

    我觉得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始终有一种东西显得非常可怕和强大,这就是我们从骨子里面,甚至在我们还没有形成我们的意识的前意识里面,实际上我们早已对世界的本质和存在的深度做了全面的悬搁和勾销。我们从内心一点也不相信世界有什么本质,丝毫也不承认存在有什么深度。因为本质和深度的提出,必须要以思想的无屏蔽、观念的无隔绝为条件,要以精神祛蔽、意识亮敞之后必然应出现的一种人类探索的趋尽化过程为前提。因为任何对本质和深度的设定,都会引发人的思,促进人的思,扩展人的思,使人的思对人类的事务呈现出一种热情的介入和进取的态势,最终让这种思与事物那种隐藏着的深度和渐形着的本质形成某种呼应、对应和有效反馈的整合。我认为,没有本质的设定,没有深度的期盼,也就不可能有人类之思的产生,因为这样的前提早已消除了任何思的起因和动力。反过来,消除了思,世界也就真的没有什么本质与深度可言。因为本质只对思才构成本质,只有本质才可能构成思的对象。同样的道理,只有思才可能促进人类对本质的认识,也只有思才可能使人类的本质成为一种本质。

    对于笼鸡来说,饲料与争夺便于觅食的有利位置就是他们生活的本质。除此之外,你真的很难想象它们还会有别的什么本质。与它们相比,我们又会好多少呢?实际上,在精神和思想上遭遇屏蔽和隔绝的我们,本质上并不比它们好多少。与它们比起来,我们的高明之处仅仅在于我们能够把饲料叫做“财富”,把争夺有利的位置称作“权力”。但实际上,遭遇屏蔽与隔绝的我们与笼鸡拥有的是同一种生活的本质。

    禁绝思想,取消本质,这是一种因果相扣的连环套路,是一种反向负值的恶性循环。而取消本质、不信本质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因为这意味着我们都生活,也只能生活在一个没有真理、没有公道、没有正义的世界。事实上,中国人从骨子里也是这么认定的,世间毫无公理可言。关于这一点,我们无须用理论去证明,也没有必要通过复杂的逻辑去分析,只需我们从最简单的常识出发,动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经验便可做出判断。回顾我们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尤其是对我们的一生影响最大的青少年时期,无论长辈、师长,还是朋友、熟人,他们似乎总会毫无例外地告诫我们“要现实,要现实,不要太理想了。”好像在中国被批评得最多、被指责得最多的就是人的理想。好像人的理想就是人的毛病、人的缺陷,是人之某种令人感到无比惋惜和遗憾的不足。相反,人的现实、实在,人的精明、机灵却被认为是人身上最伟大的优点,是人人都应去努力培养的品质。一旦我们进入所谓懂事的年龄,我们的前辈、同龄人,甚至比我们年纪轻的人就会反复告诉我们也许只有在中国才存在的一个真理——这个世界没有真理。事实上,这一点也无须经由他人来告之,我们只需通过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人和事,或发生在我们生活周围的人和事,便可得出这一结论——这个世界没有真理。

    这儿,我想讲一段发生在我身上的小故事。我认为这故事很能说明中国人对思想、对理想的一般看法。我读高一的时候,学校分来了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她教我们的生物课,同时是我们的班主任。这位老师非常漂亮,听高年级的同学讲,他们班几乎所有的男同学都在背后议论她是最典型的跳芭蕾舞的料。她披一头过肩的美丽黑发,有一双充满诗情画意的大眼睛。此种诗画的情意只能感觉,无法言表。再加上她心地善良、对人谦和,所以在我们的心目中,她无疑是我们全校最具女性魅力的年轻教师。这位老师对我很好,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因为当时不懂事,所以昏昏蒙蒙地就入了),经常到我家去家访,甚至有两次期末考试后还叫我去帮她改同班同学的试卷(我当时把这看成是我最大荣耀,同时也把它看作是她对我最大的信任)。

    毕业后的14年之前,我一直都没有见到过她。14年之后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她见了一面。当时,我的一位比我年长的朋友与她在汽修厂当厂长的丈夫有业务上的关系,要请他们夫妇俩吃饭。当我的朋友听说厂长夫人是我高中的班主任时,便打电话来问我愿不愿意与他们一起吃饭。我当然欣然同意。就这样,在朋友的宴请中,我和我的班主任见了一面。饭桌上,我们谈得非常愉快,因为我一直都很尊敬她,再加上分别了那么久,肯定有许多有关高中的话题可说。只是到了最后,她的一番话让我感到很不是滋味。这番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她对我说毛喻原啊,你这个人什么都好,聪明、善良、能干,就是有一个缺点脑子里想的事情太多,思想太过复杂,太理想主义了。”我听了这番话后,无话可说。面对我一直尊敬的老师,我不想与她争辩。

    我之所以在这儿谈起这段往事,主要是想说明,我老师的这段话也许反映了我们中国人对思想、对理想主义的普遍看法,非常具有典型性。

    我经常在想,为什么在中国,凡思想的东西、理想主义的倾向会被人们当成是人的缺点呢?这真是天下怪事一桩,是人间最不可思议的事情。难道思想的东西、理想主义的倾向真的具有某种恐吓、叛离、威胁、颠覆的品质?它们真的有那么可怕?那么祸国殃民?但在中国,事情就是有这么“神奇”,人们还真是这么认为,视思想为危险品,视理想为有害物。人们往往心恐而避之,执意而拒之。

    如果说思想、理想真有可能对强权、恶人和坏事构成逼迫、威胁和颠覆的话,这也许还粘得上边,说得过去,所以强权者、恶势力反对思想、消除理想合乎逻辑,但老百姓、下位者也跟着厌恶思想、唾弃理想,这就有点莫名其妙。看来,民众对思想的否定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认为,弃绝思想、取消本质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它的社会效应完全可以给中国人的整个生活构成毁灭性的打击。如果这一事实是真实的,并且“世界无真理”的结论早已被中国人的意识和潜意识认定,那么,人们以后在教育、道德、伦理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也许都是无效的,任何文明的倡导、理性的规劝实际上都于事态的改变无补。因为很简单,如果世间没有真理,没有最后的裁定和判决,那自然就只剩下了强权和非理。可以设想,即便是一个先天具有善良倾向的人在这样的社会,他究竟能够去做什么。试问,当一个社会普存暴力、总遇恶神,到处都充满了五抢六夺、拳脚相向之时,一个本性善良的人究竟会怎么样?毫无疑问,他多半会改变自己、降低自己,去适应周围的生活,以求与社会的习俗同步。否则,他很难在这个社会有立锥之地。况且,简单的常识和日常的经验一直都在告诉我们,在一个普遍没有公理的社会,一个人个我的善良品质根本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们所说的屏蔽与隔绝主要是指人们的意识知觉和精神活动与生命内在的那种有序进化相脱离,与生活理应具有的那种开放本质相背反。仿佛存在之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人们感觉的范围内,在人们思考的历程中设定了某种绝对的障碍,有一条无法逾越的界河。这种力量让你思是思了,但总是在思的中途嘎然而止、思不深入、思而无果;让你感觉是感觉,但感觉的阈域非常狭窄,感觉的品质严重扭曲。结果,即使你思了,也不明白;感了,也无知觉。等于残思废感,因为这种屏蔽之思和隔绝之感不是背离了思的方向,就是囿于某种旧感的重复。这样的思,它是不生发、不成长、不进化、不提升的;这样的感,它更像是一种退缩、粘滞和沉迷,更容易导致一种麻痹后的幻觉。我们认为,真正的思应该是人类理性的一种没有限制、没有屏蔽、没有隔绝的趋极运动,它拥有一种不断升级、层层扩张和无限深入的过程。因为只有思的极限、思的尽头,只有人类感觉的不断放大、持续提升才有可能引入人类生活之价值、本质、深度和神意等终极性的概念。事实上,这些概念的出现,其真正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去建立一个天堂般完美的世界,而仅仅是为了让人们在内心中能够守留住人类良知和道德伦理的某种底线,在人际的关系中始终坚信某种最基本的原则,即实现某种道义的自律。人类之所以要倡导思、倡导宗教、倡导形而上学的普世哲理,其目的就是为了不致让人的生活陷入一种不明不白、不伦不类的价值相对主义的泥淖,使人们避免一种虚无主义的困境。

    由于中国是非思、反思的(因为无论在你出生前,还是在出生后,这个社会似乎就有一个现成的、完整的思的答案在阻止你的思、化解你的思,使你的思不成为思,而仅仅变成一种被动的听命与接受,最终取消你欲望之思的一切可能),所以,中国人就无法与人生的终极情怀、存在的深度关注、价值的最后栽决,乃至生命的美好希望挂起勾来。由于非思和反思,所以,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天生的相对主义者,铁杆的价值相对论者。常常扯唯物辩证法的大旗来为自己低下的智力缺陷遮丑,以矛盾的所谓二分法来为自己丑恶的痞子品性狡辩。中国人是不相信真理的,因为他们连思考真理的基本条件都丧失了。由于社会一直都在强化某种非思、反思的因素,在加上这种强化所带来的那种适应和内化,所以直到今天,中国人都不知道何为思,何为真思的价值和效应。他们只知浅思、残思、局域之思和初级之思,而从不知全息之思、深邃之思为何物。由于他们思之中止、思之荒废,所以,他们只相信一切相对主义的真理,或只相信一切绝对相对主义化的绝对真理。他们只相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相信张三的理,李四的理,但就是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超越于公婆、超越于张三李四的一种更高的真理。

    我们认为,整个中国都被失神的观念所屏蔽,被唯物的邪说所隔绝。世界之更长更远的那条路,我们是不想去走的;人生之更大更重的那一题,我们也不愿去问;存在之更深更厚的那份情,我们更不肯去领。结果,我们在再也走不动的地方,只好站定,或者转身,打道回府,或退守到某种永远被动、永远尴尬的僵局,让生活永远地打盹、永远地荒度。

    实际上,我们的社会历来都是弃绝思、取消本的,并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遭遇了市场经济的话语霸权,才使中国人放弃了绝对价值、终极关怀的追求,从而完成了传统身份的转换,全部落入了一种实利至上的巢穴。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思维两极的延伸,因为这种延伸的条件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不具备,所以,中国人才会在一个没有思想落差、没有精神张力的纯世俗生活层面重复着他们的游戏人生,他们才会用小报、杂志来冒充文化,用歌舞、晚会来冒充欢乐,用楼房、围墙来冒充大学,用奴役的哲学来冒充自由的秩序,用歪理来冒充真理。由于那条通向思想的道路早已被堵死,所以,我们就只能在人生受抑的那个中间的层面晃荡、漂移,尴尬而被动地生活,循环着千年不变的闹剧。生活的本质永远不变,变化的仅仅是关于这种不变本质的说辞。

    我们早已与生命的主题、存在的本质隔离了。开始是不准与之联系,其次是不想与之联系,最后自然就成为无能与之联系了。似乎这样一种格局早已完成,我们不想、也无能去对事物作终极的判断,因为我们早已丧失了对存在的大是大非、大善大恶作作后裁定的能力。由于把本质勾销、价值剥离了,于是我们就只能退守、停留在一种中间的状态,悬浮、挤压在一个不明不白、不伦不类、千言说不清、万语道不明的场域。在这一场域中,惟有那些貌似真理实则歪理邪说的诡辩论、相对论、狡智论主宰一切,惟有强权即真理才是这一场域中的惟一真理。由于抛弃了本质,取消了深度,那剩下的一切,你还有什么好说,什么可说的呢?除此之外,人们还有什么可干之事,什么可作之为呢?不外工商,不外企管,不外编织,不外烹调,不外黄、赌、黑,不外诈、骗、抢。由于全体人民都不再情愿去顾及本质的东西,也不再乐意去涉及深度的事物,那我们社会的整体生活就只能勾销两极而迷溺中间,永远陷入一种不上不下、不进不退的尴尬境地。这下可好了,彻底成全了那些在上、拥权和揽财的人。在这样一种境地,他们几乎可以做到为所欲为、无所不能,除了精神、文化和人道的事他们不想做、也不能做以外,他们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做一切。有几件事情,我始终闹不清楚,在一个绝对没有出版自由、交流自由的国家,人们为什么还要去办那么多的报刊、杂志,那么多的电台、电视台?在一个不知大学精神为何物的国家,为什么还要去办那么多的大学,那么多的研究院?有必要吗?你以为仅凭媒体的数量就能形成具有公正力的舆论?你以为蛮办大学就真能促进教育的发展?谁这样认为,那一定是在犯傻。由于丧失了两极的关怀,我认为,这个社会其自由、权利和财富的分配就比然是极不均衡的。同样的道理,由于丧失了深度的求索,这个社会就必然会让一小部分人拥有的太多,而让大多数人所得的太少。在这样的社会,如果硬要说有一种什么均衡分布的权力、权利和自由的话,那顶多也是一种低劣的、变质的和另类的权力、权利和自由,比如,随意说脏话、随意丢垃圾、随意吐口谈的自由。看来,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都无法逃避自由。在自由面前,它肯定必须做出某种选择。

    如果深度不说,本质不谈,那人们也就没有必要去作任何形而上学之思,也无须去提什么人生的究竟为何之问。也许,阉割思想、删除灵商,始终坚守一种纯粹生理学-生物学的策略底线就成了人们惟一的选择。既然至深的情理、至上的宗哲、至美的性灵不谈,那人们还求什么理想、希望和今世努力的善行呢?因为真正的理想、希望与善行都必须应以思想的两极拉开、精神的自由渗透为其条件和前提。由于在我们国家,真知没有表达的机会,灼见也无传播的平台,所以,人们也就无需关心,也不能、不敢去关心生活中真正算得上是原则性的事情。惟一的大事就是只求活着,活着意味一切,活着就是一切。至于怎么活,活出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和品质来,也就无关紧要了。实际上,这是一种生存水平已经低下到连人们都难以去想象其程度的生活。这是一种动物性质的生活,是一种可能更接近植物样式,甚至矿物样式的生活。

    当然也难怪中国人为什么会以如此一种低劣的方式来生活,因为在中国,大多数人都会作如此想在中国那么险恶的生存环境中,那么残酷的社会条件下,能活着也就算是一种万幸了。在中国,如果你能按照一种动物主义的理念来过上一种像样的动物范式的生活也实属不易了。据说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中,每隔18年就会发生一次吃人肉的事件,每隔几十年就有一次大的社会骚乱,引发惨烈的流血与屠城。我们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中,也许活着本身就是一桩了不起的奇迹了。除此,你中国人还能去期求什么?还敢去梦想什么?

    我坚信,中国人的内心确实笃信,只要活着就行了,其它一切也许都是可有可无的多余,所以才会有一场晚会便可满足十几亿人的除夕乐,书法代替书籍,小报冒充文化,初小谎称大学的故事。殊不知这一切都是整个生活背离了本质、唾弃了深度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只要一个社会禁绝人们的思想,禁绝人们的交流、禁绝人们的表达,这本身就是这个社会没有真理、没有人道、没有正义的证明。有,也只能以一种隐蔽的形式潜伏在人们的内心之中,使之成为一种不能外露的存在,成为一种只作白昼之陪衬的黑夜的阴影。不知要等何年何月,那些真正的声音、睿智和思想才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我只知道,要是把存在的真像揭露出来,那更多的事端是绝对令人发指的,而所有隐蔽的善肯定是日益稀罕了。

    我坚信,只要思想中的那种屏蔽依然存在,只要意识中的那种隔绝维持不改,那中国即使是一千年、一万年以后也会是这样——混乱复始、物欲循环。不变的总是那种固定的模式,变化的仅仅是一种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翻新的说词。面对着这样一种生活的格局,这样一种存在的状景,即使是上帝,我想,他老人家不悲、不哀、不皱眉、不掉泪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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