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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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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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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权利一瞬间,赎回权利一百年  

2009-02-17 13:20:2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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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权利一瞬间,赎回权利一百年

   中国人的自由迁徙权利和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一度失去竟在一瞬间,而赎回之路则曲折漫长,保守估计应在100年。

   以大学生落户限制放松为例,中国人的基本权利之赎回之路非常奇特,值得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人关注。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出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当前就业工作的首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拓宽就业门路,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就业,鼓励自主创业,鼓励骨干企业和科研项目单位吸纳和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通知要求:“对企业招用非本地户籍的普通高校专科以上毕业生,各地城市应取消落户限制(直辖市按有关规定执行)。”“除了50年前发布的《户口登记条例》之外,国务院以前也没有就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落户问题发布过专门的规定。实际上,各地在户籍管理中,都是在《户口登记条例》的框架之下,按照各自制定的规定执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四个直辖市的户籍管理政策就各不相同,其中北京的限制最多、规定最严格。”(盛大林,2008)

   盛大林指出,“迫于就业形势的压力,户籍管理的坚冰终于开始松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中,自由迁延的权利是被明确保障的。然而,1958年出台的《户口登记条例》却取消了这一权利。紧接着,“自由迁徙”也从修正后的宪法中消失。这也正是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根源。几十年来,城乡之间的沟壑越来越深,二元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也越来越大。自由迁延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它本来是属于所有公民的。然而,新政却只是把它还给了高校毕业生,这本来就已经大打折扣了。而高校毕业生可以自由落户的地方却又不包括直辖市,这等于又打了一次折扣。如此“打折复打折”,怎么不令人失望呢?

   我没有盛大林这份急迫的现实关切,我关心的是,一度失去的权利在现实中是如何被赎回的。盛大林很清楚地概括出,“迫于就业形势的压力”。正是这样。讲到这里,我说一下当初看经济学家诺斯的著作时一段不理解的论述,大意是,统治当局为不同的群体界定不同的产权,他并不以公正的化身出现为治下所有人等设定相同的产权体系。当初不理解,因为总觉得统治者不至于如此不公正。统治者为什么这样做(歧视性地界定权利)呢?为了统治租金最大化。统治者的行为特征与公正的慈父相差甚远,而与奥尔森的“驻留匪帮”假设十分相近。武装上了现代统治设施的现代统治者仍然是驻留匪帮。

   中国人自由迁徙和自由落户的权利的失去符合当时统治当局的租金最大化,因为禁止人口自由流动是当时缓解迫在眉睫的就业压力和落实中央计划经济的核心手段,没有对于人口的严厉控制,就无法真正实现中国的计划经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计划经济-户籍控制-单位制度-土地公有制是环环相扣的互为表里的制度连环套。

   赎回权利常常不是政治家的恩赐,出人意料的是,恰恰也是统治租金最大化的行为使然。当初出于就业压力实行严厉的人口控制,吊诡的是,在市场发育的今天,同样是处于缓解就业压力,统治当局居然“仁慈地”主动松动户籍管制,选择让大学生群体自由落户。金融危机引发的破产浪潮和失业大潮就在眼前,那些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学生加入到失业大潮中,对于统治当局带来重大威胁。而近五年来的不断加剧的“社会突发事件”进一步引起当局的防范意识。由此观之,放松户籍管制势在必行,但却完全不是出于政治家的政治理想,而是短期的稳定动机。赎回权利之路的历史竟然这样写成,一点也不惊心动魄。

   以自由落户作为一种恩赐施与大学生群体而不是农民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统治者根据租金最大化原则为不同的人权界定不同的产权。那些在大学里接受高等教育而流落街头的年轻人比那些农民工返乡对于“社会稳定”的威胁更大。那么,即使如此,还是不能说明为什么不把自由落户的权利施与所有人,这是因为,统治者计算的结果表明,加入农民工在全国自由落户,将引发短期公共服务供给严重短缺,如果按照当前有歧视地供给标准,按照城市居民的供给标准来为那些涌入城市的农民工提供的话。此外,作为一种改革策略,局部推进有利于新旧制度衔接。

  但是,对于这种把基本权利作为恩赐施与特定人群的做法显然不合适。毕竟,控制人口自由流动的野蛮行径不能用这种貌似稳妥的改革策略合法化——基本权利根本就不应该赎买,而是要无条件归还。北京、上海等直辖市在为中国人赎回自己的基本权利方面设置种种障碍方面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户籍管制开始在非直辖市松动,这一过程最终将波及直辖市,波及全中国,并由此波及到其他基本权利和自由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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