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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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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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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是分享更精确和更多种类知识不可避免的、必要的资源付出  

2007-11-10 17:33:4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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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主流和非主流关于交易成本概念的都纷争不断。贬低和讽刺之声有之,改进、精炼和深化其含义者有之。本文提出,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有重要意义,揶揄这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不是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的态度。以一种认知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视角与古典经济学传统的结合方法出发,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交易成本是一种机会成本,是我们利用专业化和分工合作的方式组织我们的经济活动必须支付的代价,即我们必须通过贸易和价格机制来分享多样的更加精确的知识而支付的成本。如果我们不利于专业化和分工合作的方式组织经济活动,我们并不必要发展贸易和利用价格机制,因此也不必要支付相应的成本。相反,我们可以停留在自给自足(autarky)和某种反分工和专业化的社会中,用另一种方式组织经济活动。在那里,我们只有第一类不确定性,即受制于自然和物理条件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展开交易,不知道价格机制为何物,自然没有相关的资源付出。欧盟经济学家B.Martens从认知经济学、一般系统论出发提出的一些有关交易成本的见解再一次重申了经济学的中心议题,用认知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与一般系统论的思想复活了古典经济学传统,那就是对于分工和专业化的集中关注。盛洪(1997)、汪丁丁(1995)、杨小凯(1999)、张五常(2003)等人也对深入理解交易成本做出了贡献。他们都或明确或隐含地提出作为机会成本的交易成本含义。本文提出,彻底地用机会成本的含义理解交易成本,那么交易成本是我们现在这样组织经济活动必须支付的(1)专业化学习成本(2)一般知识学习成本(3)外生交易成本(4)内生交易成本。这四项成本支付基本区分了自给自足经济和运用价格机制经济的不同,但是严格的区分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实际上严格区分取决于我们的前提假定,假定的越远离现实,越容易区分。走向贸易,通过交易得以扩展人类的知识总量和提升专门知识的精确程度,通过发展一般知识得以用简化知识分享他人的内置于产品和服务中知识,这个临界点的突破,对于文明的急剧提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没有抽象符号能力和言语能力的发展,没有一些列有助于信任建立的制度变迁,突破那个临界点是难以想象的。

 

交易成本是分享更精确和更多种类知识不可避免的、必要的资源付出

刘业进

    Bertin Martens(2004)看来,使得专业化和贸易得以展开,一种“一般知识(common knowledge)”的获得不可避免,它是贸易得以进行所必要的知识。这种一般知识是一种认知机会成本。Bertin Martens认为这就是科斯-威廉姆森-诺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NIE定义的交易成本在认知经济学看来就是一种机会成本:它是(1)人们搜寻那些使得人们完成交易的知识的成本;(2)学习成本(learning costs)。人们学习那些所要购买的产品和服务的知识,例如如何使用,基本的制造原理,出现简单毛病怎么样维修,出现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怎样获得帮助,如何维护和保养产品等等。Bertin Martens称之为为了“懂得”你要买的产品和服务而学习的成本。(3)谈判交易条款和监督执行契约的成本。这是NIE好传统谈的最多的成本,特别是科斯传统的交易成本概念。威廉姆森进一步精炼化为事前交易成本和事后交易成本。而这一部分相当于契约过程中和达成契约以后的成本。以上三部分加总起来都就是一种机会成本,是“有关在贸易双方建立一般界面知识的成本(opportunity costs rela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on interface of knowledge between trading parties)”(Bertin Martens,2004:110)。从机会成本的角度认识交易成本是极富创见的。这里机会成本可以理解为必要的代价。专业化和分工提高了知识的精确程度和知识种类,精确度在个体意义上都提高了,种类则在个体意义上减少了但在群体意义上增加了。在这个意义上,Bertin Martens深化了NIE传统的交易成本概念,把NIE传统的交易成本概念与专业化分工相联系,这样,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古典传统建立起了深刻的具有深厚理论基础的稳固联系。正是因为受到欧洲一般系统论和混沌-演化-秩序传统的影响,同时又受到美国科斯-威廉姆森-诺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Bertin Martens得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交易成本的认识,同时得以进一步加强认知理论、一般系统论和经济学的内在联系。

   但是,我们认为,Bertin Martens的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交易成本概念是不彻底的。他和杨小凯(1991)都把“自给自足”作为“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形态”的对比经济组织形态。这具有根本的意义。不这样做,我们无法真正理解交易成本的含义;不这样做,有关交易成本含义的纷争永无休止。彻底的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交易成本概念也被少数中国学者提及,但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深入阐述。汪丁丁(1995)提出机会成本的概念的两个要素:第一是选择的成本,即因选择而放弃某种选项的成本;第二是主观的成本,即门格尔的主观成本概念。汪丁丁认为,交易成本是“在一群利益不一致的人们中间组织劳动分工所花费的机会成本。这群人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来组织分工并协调利益”。贸易和价格机制是人们组织分工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方式。但是汪丁丁似乎过于强调了其他形式,例如宗教、权威、意识形态、自我约束、社会道德规范、生物演进过程中有利于分工和合作的专门器官和功能、人类语言。贸易和价格机制和以上这些“其他的方式”的确都是协调人们通过分工和专业化获得合作剩余的有用方式。但是,者不必要作为我们研究的关注点,例如,没有证据表明操某种语言的群体特别有利于组织分工和专业化,而操持另一种语言的群体更不利于开展专业化和分工。可以假定,操持语言的种类与能否开展专业化和分工以及开展专业化和分工的效率高低没有关系。这样,关于语言——它的确有利于我们开展分工和专业化,但是在有助于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和效率上没有差异,因此可以不与关注。同样,其他的“其他方式”各项基本可以排除。我们集中关注贸易和价格机制是如何与专业化分工相匹配,或者支持专业化和分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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