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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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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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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户籍制度不容谈判,因为我们生而自由  

2008-03-06 12:24:4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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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户籍制度不容谈判,因为我们生而自由

——“那被抢夺去的东西原本就是我的”

   某副部长说,户籍制度改革不搞一刀切。我要问的是,当初(1958)推出全国一刀切的户籍制度时,这位副部长会如何告知人民“户籍制度一定要搞一刀切”呢?这种自相矛盾的事情并不奇怪。在刚刚过去的南方“大雪灾”中,南方某省长面对人潮汹涌的严重情势,情真意切的说,“农民工兄弟,你们留下来过年吧,广东就是你们的家!”而当下正在“备战”奥运的首都,有关部门采取了严厉的户籍执法行动,那些没有北京户口的人被要求办理“暂住证”,那些在巡查中被被发现没有暂住证的“外来人”将被罚款和遣送。——利维坦,你怎么长着差异如此巨大的两张面孔呢?

                                                    ——一个网友

   多少时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紧紧的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托克维尔(1805-1859),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203

   一个高尚的灵魂,宁愿自己的祖国贫弱和微不足道但自由。也不愿她强大富足却遭受奴役。宁可做阿尔卑斯山间一个疆域狭小、对外界毫无影响的卑微共和国的公民,也不愿做一个雄霸半个亚欧的强大独裁国家的臣民。

                                     ——阿克顿勋爵(1834-1902),古代自由史

   1958年来,户籍制度及其附加的一系列福利安排,造成了这项制度顽强的生命力,它具备了某种“自我实施”特征。人们起初反对他,一旦自己获得这项制度安排的好处,就转而赞成它。极端实用主义民族心理模式,使我们愿意在一切问题上圆滑乖巧,极尽聪明之能。有多少人为了子女高考之便,来到北京、上海定居。有多少人因为获得一纸城镇户口及其附加的福利安排,而反对废止户籍制度。

   有一种秩序,其中的行动者追求自己的利益却能促进公共利益,结果对于每一个追求私利的人都有利,这种秩序是“看不见的手”,或叫“扩展秩序”;另一种秩序,其中的行动者追求自己的利益却不能促进公共的利益,而是以共同体中其他行动者的利益为代价,这种秩序是自负的理性设计的秩序,这种秩序具有鲜明的设计色彩,而且其适用范围远远超越其适当的范围(例如一个宿舍范围内的值日表,一个家庭的开销计划,就在理性设计的适当范围之内),这样的秩序叫做设计的秩序或命令秩序。

    支持类似我们的户籍制度这种设计秩序的是一种方法论集体主义哲学和理性自负的社会工程学。设计秩序的制定者往往是报复宏伟的人,他们要求自觉地控制和支配社会过程。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典型的错误,也是最根本的悲剧之源。我们的户籍制度不过是理性控制和支配社会过程的一个制度子集。“自觉控制的过程肯定优于任何自发的过程,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迷信。相反,怀特海也许更正确,‘文明通过扩展文明不假思索就能采取的重要行为的数量而进步’(hayek,1952)。”哈耶克为我们开列了这条思想线索的几个“名人”:霍布豪斯、约瑟夫.尼德姆、黑格尔、曼海姆……这些人一次又一次鼓励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控制社会过程——理性应当支配自身成长的狂妄野心。这种狂妄野心蔑视文明的基本原理——无数个人利用分散分布的知识,通过价格机制的协调涌现(emerge)出超越任何个体能力的社会协同过程(emergent property),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行动个体利用局部知识和价格信号采取行动而无意识的加入到了一个广泛的分工网络中。任何单一头脑不具备收集和处理分散于无数人头脑中的局部信息和知识的能力。分散决策和对于“形式化规则”的遵守,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受单一意志支配之外的唯一选择(hayek,1952)。”在扩展的秩序中,理性只是戒律,它告诉我们什么不可以,而不是告诉我们如此这般是正确的。当单一意志在全社会范围告诉我们如此这般是可以的,正确的,那么,一个无数行动者相互作用的秩序已经死去,一个自我萎缩的秩序已经来临。

   中国1958年来的户籍制度就是典型的理性自负下的设计秩序,或命令秩序。这种设计/命令秩序通过禁止和限制人们的行动自由,删除了无数分散分布于人们头脑中的局部知识,同时也为他们卷入到一个扩展的分工秩序中去设置了重重障碍。这种秩序应用于一个超大规模人口的国家——这大大超过理性设计所能适用的范围。它为人们设定了居住地和可能的流动范围;它为人们的权利划定边界;它为不同类别的人口定义了可以享受的福利和公共服务集。这种命令秩序要求人们生活在被指定的局域内,当人们跨越这个区域时而踏进“非法区域”时,则通过“暂住证”查询和公共服务的歧视性安排予以排斥,同时制度的自我实施机制还衍生出许多非正式排斥制度安排,例如日常生活中的轻蔑、歧视和疏远。

   这种命令秩序不能扩展。因为一个新加入的行动者(比如一个外国移民)不能从这种秩序中获得更多的满足。相反,离开这种秩序的行动者再加入另一种秩序时,因为更有机会卷入到那个秩序的分工链中而获得更多的效用。因此,给定足够的时间,这种秩序的人口会萎缩,而自发秩序则是扩展的。但是民族国家的天然界线和语言障碍阻碍人们可能发生的“蒂布特移动”。

   如何走出这种命令秩序陷进?一是以经济市场化促进人口流动,以此撼动这种命令秩序。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准确的说,没有私营企业大量雇工,就没有“农民工”大潮,就没有春运,从而就没有如此声势浩大的自由迁徙权利的诉求。

   但是如果仅仅在这个意义上要求废除户籍制度,那么这个民族就降格到普通动物时代。仅仅因为打工赚钱,所以要迁徙自由,那是脊椎动物时代的自由。我们要迁徙自由,我们要废除户籍制度,主要不是因为如此我们就能赚钱,我们就能把自己的子女的前途安排好等等,而是因为——我们生而自由。

   我们生而自由,我们的居住地不需要任何人指定。我们的工作地点不需要任何人指定。我们不在自己的国家里暂住。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国家里自由行走和自由选择居住地和工作地。我们生而自由,我们在自己的国家的任何地区有权利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因为基本公共服务来源于我们自己的双手,那是我们交出的税款并委托我们的政府生产的。生产者没有任何特权歧视性提供这种服务。

   我们不需要猪的逻辑论证自由迁徙和废除现行户籍制度的必要性,因为“人”生而自由。我们今天赎回自己曾经被掠夺的自由。我们不要羞怯,不要自觉理屈。我们正在争取的是我们自己丢失的东西。一个人的车被人偷了,去到派出所取回自己的车的时候,是否需要证明,我要回我的车,因为开车能够给自己带来舒适,因为开车带来的效用满足?不,我们赎回自己一度被掠夺的物品,不因为享受物品本身带来的效用,而仅仅因为——“那被抢夺去的东西原本就是我的”。

   废除户籍制度,——因为我们生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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