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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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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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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合作和秩序的诞生  

2007-05-19 17:09:53|  分类: 制度经济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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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合作和秩序的诞生

有几个关键词只有经济学大家才能提出来。第一:分工(斯密);第二,迂回生产/报酬递增(门格尔,布莱恩.阿瑟);第三,交易成本(科斯);第四,涌现性/自发秩序/合作秩序(哈耶克,史密斯等)。

要给本科生讲合约理论,就迫使我追问,为什么要讲这合约这个法律方面的主题?必须极为通俗地讲清你这些的重要性何在。

合约是交易的执行开始。那交易为什么重要?

交易是看不见的合作。合作有企业内合作,在权威的指挥下,分工是看得见的,通过这种看得见的方式实行“超可加性”合作,人们获得合作剩余。更重要的合作来自于企业外的合作。这是看不见的合作。要实现这种合作不能通过权威指挥来完成,因为这超出了任何权威的指挥和理性可能。

企业外合作需要借助于市场和其他治理机制。市场就是价格机制。价格机制如何产生?用交易来产生一个价格机制(茅于轼,2007)。

交易能不重要吗?是它产生了价格机制。如果同意价格机制对于经济的重要性的人,就必须同意交易的重要性。如果交易难以进行或者成本高昂,价格机制就难以令人满意或者得不到一个价格机制。因此就要研究交易成本。凡是讽刺交易成本的人,我以为没有抓住经济学的实质或根本任务,那是些在身在林中找森林的人。

哈耶克说市场是个发现过程,其实讲的是交易是个发现过程。通过交易发现价格,通过交易推动资源的最优配置。只要交易成本低,资源配置就一直交易到它的配置最优极限,以至于再行一次交易的成本大于了新配置的收益。

汪丁丁教授2007在社会科学战线第一期上的《一个嵌入社会网络的市场经济:义乌案例》好像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汪想为中国大规模这回变迁寻找理论解释,但我这里感兴趣的文中与此无关的关于一般秩序出现的论述。

汪丁丁教授在第一部分开篇就引用了培顿杨的结论

培顿·杨l998年的著作《个体策略与社会结构》(Individual Strategy and Social Structure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Institutions)的结论是:我们所描述的理论……展示了博弈论高度理性的解概念如何产生于一个由低度理性的人所组成的世界。

并解释说,“这个结论的意思是,并不需要主流经济学那种高度理性的理性人假设,在由低度理性的人所组成的世界当中,可以自发涌现出一种社会秩序,这种自发涌现的社会秩序,对应着博弈理论家们所讨论的高度理性的解概念。这完全符合哈耶克的思路。”

博弈论研究表明,那些低度理性的人可以用过交易和互动涌现出高度理性解/秩序。这类似于普利高津所谓从混沌中诞生秩序。这也就是哈耶克所一再强调的市场的优势,市场中的人只需要利用局部知识就可以实现大范围的匿名的合作,而并不需要掌握全部其他人的需求信息和偏好。

除了经济学重视的经济交换以外,还有大量社会学关注的交换,对于秩序的形是非常重要的。“在布劳看来,社会网络是嵌人多层次社会交换当中的,除了经济学研究的经济交换外,还有权力的(政治的)交换,还有情感的(社区的、家庭的)交换,共有三个层次。……维系社会的不仅仅是物质的交换,还有情感和政治。因此,社会交换,不同于严格意义的经济交换,二者之间的本质性区分在于,前者包含着许多事先未曾明确界定的义务,比如礼物的馈赠,隐含了对回报的社会预期,但对这种社会预期不能事先确定(汪丁丁,2007)。

义乌有两个传统,一个诚信,一个远途贸易。靠了这种传统,整个义乌就是一个嵌入社会网络的大市场。诚信支持合作,长途贸易支持合作的扩展。

汪丁丁教授的研究让我们注意,第一,经济学需要研究合作及其宏观后果——秩序问题,第二,合作是如何通过一系列我们自身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活动,看得见看不见的传统,理解和没有理解的惯例,以及涌现现象而实现的。

汪丁丁用社会学田野考察的方法研究了“老吕”,一个义乌早期从商现在十分成功的商人。以老吕为例,汪论述了担货郎问题以及由此引出的自发秩序问题。

货郎担问题就是遍历问题,学过计算机的人都知道,这个问题等价于下述问题:要遍历一个城市的所有地点,求总距离最小的路线。廿三里人不可能挑着担子瞎撞,他们一定有计算的。当然这种计算在脑科学的意义是“自为”的,而不是数学家的那种计算。这是“从大量简单元素的互相连接涌现出来的复杂结构”,即相对简单的个体在没有一个集中控制的情况下,通过相互作用产生复杂的群体行为。这种结构,适用于货郎担问题。”

基于个体简单的行为,大量个体相互作用涌现出复杂的理性(这是在柏格森、怀特海意义上的理性)。在这个思路下,计算数学家研究过鸟的聚集飞行(如大雁)问题。鸟的飞行队形是怎么涌现出来的?只须遵循三项简单的规则:(1)避免碰撞(collision avoidance),避免和邻近的个体相碰撞;(2)速度一致(velocity matching),和邻近个体的平均速度保持一致;(3)向中心聚集(flock centering),向邻近个体的平均位置移动。在这些规则下,起初是随机飞行的鸟通过自组织逐步聚集成一个一个小的群落,以相同的速度朝着相同的方向飞行;几个小的群落可以聚集成一个大的群落,而一个大的群落又可能分散为几个小的群落。这种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也是哈耶克早就注意到的现象。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就是指群体之间相互协调,却没有一个协调者(organized without an organizercoordinated without a coordinator)

由这套“货郎担算法”,可以引发基于主体行为的计算经济学(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EconomicsACE)ACE也称为“基于代理人行为的计算经济学”,它是一种分布式的网络算法,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分布式的市场经济中,没有自上而下的计划和控制,全局的秩序是如何产生的?另外一种理性观就是渥伦·史密斯所称的“生态理性”,它在计算数学中对应的是“群集智能”(swarm intelligence)。群体(swarm)是指一组相互之间可以直接通信或者间接通讯的主体,它们能够合作进行分布问题求解,所谓群集智能就是指“无智能的主体通过合作表现出智能行为的特性”:每个主体都只知道局部信息,通过简单规则连结起来的群体则显得有智能。这被斯密称为“先天和谐”,被哈耶克称为“自生自发扩展秩序”。

汪丁丁教授用蚂蚁寻路论述自发秩序是如何诞生的。

这就是农民群体当中自发地涌现出来的“货郎担算法”。农民虽然可能不懂数学、不懂经济学,但他们是有理性的,他们中间,肯定自发地形成了某种优化的路径。求得优化路径的一种算法,叫做蚁群路由算法(Ant Colony RoutingACR)。这种算法已经广泛应用在电信路由上。它利用蚁群的群集智能来寻找最优路径(中科院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多成果)。这种算法的基本思路是:蚂蚁出外寻找食物,沿途留下蚁酸气味,后来的蚂蚁如果闻到强烈的蚁酸气味,就认为前面的蚂蚁找到了短的路径(因为经历的时间短,才留下了强烈的气味),反之,如果后来的蚂蚁闻到的气味很淡薄,就说明路径不是最佳,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前面的蚂蚁还没有回来。这样,一群只能闻味道的蚂蚁(这意味着它们只能记住有限的历史),其整体行为却涌现出高度的理性(找到了最佳路径),这也符合培顿·杨的理论。

人类显然形成了比鸟的飞行、蚂蚁寻路和义乌市场更加复杂的秩序。当然义乌是人类合作秩序的一个缩影。义乌又是整个江南甚至中国/世界经济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想要找找几条简单人类行动准则来解释经济秩序似乎是困难的。例如鸟的聚集飞行遵循三条准则:速度一致,避免碰撞,向中心聚集。但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人类合作秩序形成的必要条件,甚至从一个个案例中找一些或许并不普遍适用的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条件。像汪教授这样的结合经济学和社会学田野考察的研究还需要大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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