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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改革就是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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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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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弹经济学(转载新制度经济学大师朱锡庆大作,朱老师博客文章2006.3.20)  

2006-10-29 18:43: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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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恐怖活动的记录可以发现,恐怖袭击的常用方式是系列爆炸,主要武器是人弹(引爆装满汽车或捆绑在身上的炸药,与人同归于尽的亡命之徒)。经济学是一个基于公理的形式化体系,这公理(不容争论的前提)是,人是自私的(self-interested man),换言之,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颠覆了这一公理, 基于这一公理的经济学体系就如9.11事件中遭撞击的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会倾然坍塌。恐怖活动带给经济学的挑战是,我们能说作为人弹的那些人是自私的吗?我们如何解释,引爆装满汽车或捆绑在身上的炸药,与人同归于尽的所谓”志愿者”之亡命之举呢?命都不要了(自己没了), 最大化自己的偏好从何谈起呢?

张五常教授在2004年写的一篇文章说,”不惜一死的人对自己死亡的机会成本(死亡的代价)看作是零或近于零。”张五常教授的解释给我一个启发,在人弹的机会集(可以选择的行为)中不包括生的选择,这就是说,当恐怖组织指派某人去进行自杀性爆炸的时候,他已免不了一死,如果他或她不去进行自杀式爆炸,恐怖组织会让他或她死得更惨,而如果进行自杀式爆炸,还可以得到一个”烈士”的称号,通常家属可以从恐怖组织得到一笔补偿金,横竖一死,要怎样死呢?自杀式爆炸对自己有利一点吧。如此解释, 人弹并没有颠覆经济学的公理, 引爆装满汽车或捆绑在身上的炸药,与人同归于尽的亡命之举, 也是在他或她特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偏好的行为。

不过这种解释存在的一个问题是, 明知人弹有如此下场,为什么后来还有人加入恐怖组织去送死呢?来看几个例子吧。巴基斯坦安全部门逮捕了一对涉嫌充当人弹的姐妹, 名为阿莉法和哈比芭, 出身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谢尔•俾路支•穆罕默德是卡拉奇一家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姐妹俩一人嫁给了逊尼派武装组织拉什卡—坚格维的头号通缉犯赛义夫拉•比拉尔, 另一人则嫁给了该组织自杀式袭击的策划人阿西夫•绍托。2005年11月9日在伊拉克发生的一次女人弹袭击美军事件,令西方舆论哗然, 因为这是第一个在伊拉克袭击美军的西方女人弹,这名女人弹名叫缪里尔•德戈克,生于比利时沙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嫁给了摩洛哥裔比利时人伊萨姆•戈里斯(在比利时的一个伊斯兰秘密恐怖组织的成员)。从这两个例子分析,婚姻很可能已成为恐怖组织人弹来源的一个渠道,这就是说,当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的时候,实质上她已进入了恐怖组织制造人弹的程序,可是她本人并不知情,当她明白了这桩婚姻的性质,受恐怖组织的胁迫,她没有比人弹更好的选择。这就是说, 恐怖组织有很多方法使人不明就里就作了人弹。

从这个角度分析,可以得到一丝欣慰,恐怖组织要制造一颗人弹其实并不容易,要用尽各种手段。由此推测,人弹是很有限的。如果不是这样,整个世界早已被炸个稀巴烂。

恐怖袭击之可以恐怖,就是人弹的存在使各种人类活动的成本大幅度升高。小偷扒窃,强盗杀人越货,流氓强暴,要选择人少的时间或地点,以便作案后逃生,而恐怖袭击是与人同归于尽的亡命之举, 人弹不存在逃生的问题,不受时间和地点的约束, 又因为人弹并没有可以辨认的标识,你不知道芸芸众生中谁是人弹,因此在普通人可以出入的任何场合随时都存在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恐怖袭击增加的人类活动的成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测度,一个测度是袭击造成的人命伤亡和财产损失。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 恐怖袭击的频率达到一个临界值,很多场合的人类活动便会停止, 9.11事件后,美国的机场门可罗雀便是例证,如果9.11事件这类恐怖袭击每年都发生几起,美国就不会有人坐飞机了。事先的防范可以减少恐怖袭击的发生,不过事先的防范也有成本, 9.11事件后美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恐怖袭击, 恐怖袭击增加的人类活动的成本却一直存在,表现为反恐成本。中国没有发生过诸如9.11事件, 马德里火车系列爆炸案, 伦敦地铁系列爆炸案一类恐怖袭击, 恐怖袭击增加的人类活动的成本在中国也存在,表现为反恐成本。反恐成本是恐怖袭击增加的人类活动的成本另一个测度。反恐成本要少于袭击造成的人命伤亡和财产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恐活动是经济的。

如果事先知道谁是人弹,对付他(或她)易如反掌,而问题恰恰是, 人弹并没有可以辨认的标识,你不知道芸芸众生中谁是人弹,所以反恐成本主要是信息费用。这费用有多高呢?萨斯(SARS)是我们不久以前经历的瘟疫。这场瘟疫的可怕在于极强的传染性(一个病毒携带者打一个喷嚏就感染了一群人),以及感染以后的高死亡率。但是这场瘟疫造成恐慌的原因却是,无法把病毒携带者从人群中分辨出来。当时人们所面对的危险不是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因为这些人已经被隔离起来,而是人群中还没有被发现的病毒携带者。面对这种第一次出现的瘟疫,人们没有掌握这样的知识:依据某个可观察的信号(比如说体征),把潜伏期的病毒携带者分辨出来。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分析过这种信息匮乏情况下人们的反应方式,如果他没有办法确切地知道人群中谁是病毒携带者,就会用反推法,把他能够肯定不是病毒携带者的人以外的所有其他人,都视为回避对象。萨斯期间,人们对陌生人的回避以及对人群的自我隔离是无知的困境,正因为没有确切分辨出病毒携带者的可观察信号,陌生就成为替代信号,显然这放大了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导致所谓恐慌。但是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9.11事件后,反恐初期美国人的反应类似于萨斯(SARS)初期我们的反应,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嫌犯。9.11事件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不是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坍塌,而是漫无目标地排查人弹对个人自由的损害,在几百年中经过无数事实教育而确定的个人私域不再神圣不可侵犯。

看到一则报道, 有感于漫无目标的搜查行动常常牵连到太多的无辜者,甚至一些美国数学家都在研究怎样将纯数学的序列理论运用于反恐战争。据悉,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电脑科学家嘉法尔,正在研究一种可以发现已知恐怖分子与其未知同伙之间隐秘联系的程序。这个程序依赖于发现的已知恐怖团伙成员,通过分析其他人与这些恐怖分子的相似处找到他们的同伙。卡耐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凯瑟利成立了一个实验室,也在从事类似的研究。事实上,这类研究提供的知识同人们在恐怖袭击案例中积累的知识是一样的, 通过分析已知恐怖分子的共同特征来找他们潜存的同伙。对于这种做法,我有一种担心。先看一个别的例子吧。

我供职的这个学校,临街食杂店一个紧挨一个,这场景与火车站酷似。然而,以我的消费经验,在学校附近的食杂店没有买过假货,而在火站车购物几乎没有真货。这里关键的差别是,前者有署名记录,而后者没有。对于学校附近的食杂店而言,其顾客是光顾繁率很高的常客,而人是有记忆的,这就是说食杂店的所作所为在顾客中会留下记录,并且这种记录是针对每家食杂店有很高分辨性的累积性记录,即记录是署名的,你卖一次假货,顾客就在你名下加上一笔。尽管现行的消费者保护条例(对出售假货的行为卖一罚一)事实上反向激励售假(因为它忽略了消费者的索赔成本,从而使消费者索赔得不偿失,比如买到20元的假烟,按条例可以索赔40元,而索赔所花费的成本远远不止这个数),但是在顾客中留下的食杂店署名记录是一种有效的奖惩机制,没有污点的食杂店顾客盈门,记录不良的食杂店无人光顾。在火车站,顾客是流动人口,光顾了这一次很难有第二次,一家食杂店对一个顾客出售假货,这个顾客或者事后知道,可后来的顾客并不知情,这就是说顾客没有分辨食杂店的累积性署名记录。但是请注意,任何行为都会有记录,火车站的食杂店只要有买假货的行为,就会在顾客中留下印象,却因为这种记录没有针对性,变成一种公共记录,结果导致集体惩罚,顾客尽可能不在火车站购物。集体惩罚的后果是,所有要在那种顾客尽可能回避的地方经营下去的食杂店,则只有卖假货,卖一次算一次。假货泛滥,少人问津的火车站困境,是无知的产物,没有累积性署名记录可供人们分辨商家的行为。通过分析已知恐怖分子的共同特征来找他们潜存的同伙,这种做法同顾客惩罚位于火车站的商店的做法相同。顾客没有分辨火车站商店的累积性署名记录,不知道具体哪冖家卖假货哪一家卖真货,任意冖家卖假货成为火车站所有商店的公共记录, 被顾客集体惩罚。这样一来, 顾客事实上是以位置这一共同特征共判断和惩罚售假商店。通过分析已知恐怖分子的共同特征来找他们潜存的同伙,那么导致的结果是,具有这种特征的任何人从事恐怖活动,变成这一类人的公共记录, 遭集体惩罚。因此,我的担心是产生集体惩罚效应, 顾客对火车站商店实施集体惩罚的后果是,所有要在那种顾客尽可能回避的地方经营下去的商店,则只有卖假货,卖一次算一次,最后真的都成为售假商店;同理, 以某一共同特征去判断和惩罚恐怖分子, 最后会迫使具有这一共同特征的人都成为恐怖分子。

或许你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在交叉路口,车辆争先恐后,大家努力的结果是,道路被彻底堵死。这种冲突是无知的结果,当人们发明了红绿灯和转盘,畅通就成为路口的常态。引爆装满汽车或捆绑在身上的炸药,与人同归于尽,冲突并非不可调和,也是因为无知。反恐的治本之策,只是要发现一个类似转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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