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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进教授博客

改革就是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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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北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2009,北京市优秀人才(2012)),校级后备学科带头人和人才强教深化计划拔尖人才(2014)。担任《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专著《分工、交易和经济秩序》《经济演化:迈向一般演化范式》。译著:《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涉猎企业理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教育j经济学。崇敬柏克和哈耶克思想。hayeki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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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的规训和惩罚(之一)  

2006-08-11 16:04:23|  分类: 教育经济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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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育,人类的知识得以延绵,文化得以传承。个人只有借教育才能融入到我们当前所处的这个复杂的分工合作体系中去。然而,教育还有它的另一面,它担当着规训的角色,一定程度上维系和复制着社会关系。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分工合作,都有一套相应的秩序和维护这种秩序的手段。黄仁宇(1997)认为秩序的维护不外乎三种途经:(1)精神上和道德上激励,以宗教或党义主持之;(2)警察权逼迫就范,以军事力量和法庭为后盾;(3)在法治上依循各人私利观,使公私利害凝合为一,各人在争取本身利益时,即在无意中增强了国家社会的组织和结构。一个社会在和平时期秩序维持的常态形式主要是(1)和(3)。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走过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中华文明形成了前者风格;而西方文明则将最后一种方案作最高和最有效的发挥。明清以降,也就是公元14世纪以后中华文明受到了来自西方文明的拢动,那个积淀了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开始在抗拒中吸取新文化的成分。虽然两个文明仍在演进中,但自十四世纪以后,西方文明张扬,到十八、十九世纪,西方世界兴起并大肆扩张,各种文明在对抗中交融和互相影响。分工合作,物质生产,运输交通,学校教育,政治生活诸方面已有趋同因素存在,而且趋同因素在增长。基于以上看法,我们把十四世纪作为一个标致性时点。以此为起始,人类的合作秩序,及其维护手段、方式正经历着一场新的变革,人们在践行一种新的生活、生产、教育、政治治理方式。人们刚从旧的枷锁走出,又钻进一副新的枷锁,外在于人的世界对人的规训开始以隐藏、规范化、秩序化、合法化的方式弥散于肉身的方方面面、时时刻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在一个大规模的深度合作秩序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重要,教育逐步从社会生活的边缘走向中心,我们有必要从一种新的视角来解剖和分析它的规训本质。

一. 钟表、新教伦理与个人被拯救的卜卦:规范化时代的到来

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种不安定的精神生活开始影响大众。现代意义上的时间观念从文艺复兴开始形成。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几分钟都变得宝贵了。十六世纪以来,纽伦堡的钟一直就是每隔一刻钟敲一次。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整个现代性的发端,个人被发现,“我的故乡即是整个世界”(但丁)。效率成了最高尚的美德,货币广泛使用,贸易和法治使信用大规模扩展,个人分立的知识在个人主义张扬的鼓舞下充分发展、创新与大量的交换。劳动分工的扩展背后是知识分工的扩张。分工使人陌生和分离却又使彼此联络更紧。大规模的分工合作生产要求大量的自由人。门第与血统失去了往日的神圣。财富指引着大众。中世纪定格的社会秩序被新的秩序取代了。

盎格鲁——萨克逊现代主义的宗教派别——加尔文神学教育人们“我们不属于自己,因而,我们的理性和意志都本能支配自己的思考和行动;我们不属于自己,让我们不要以自己为目的;我们不属于自己,因而,让我们尽可能地忘却自己和我们的一切。相反,我们属于上帝,因而,我们为上帝去生活,去牺牲。因为,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是毁灭这些人的最可怕的瘟疫,而对自己无知无欲,听命于走在我们前面的上帝引导,才是获得解脱的唯一良方。”在加尔文那里:上帝不仅预先安排好了一些人要受恩惠,也决定了另外一些人在劫难逃。加尔文认为,存在着两种人:一种人将得到拯救,另一种人注定永远受罚。命运生前注定,并且,人们在一生中无力改变它。此一“命运前定”的教义及由此衍生的人对自己行为的指导安排意义十分重大:(1)它表达并增加了个人无能为力,无意义感。人不过是上帝手中一件听任摆布的工具而已,你的命运轨迹早已清楚。(2)“拯救究竟属于哪一种人?”——的疑虑必须一再靠狂热的信徒那种不断增长的信念去压抑。这个信念就是:一个人所归属的宗教团体,象征着作为上帝施恩对象的那部分人。演变中的加尔文教义认为,个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他的命运,但正是他能够尽力而为的事实,是他得以获救的象征。随着加尔文教派的进一步发展,对本分生活和不懈努力的强调变得重要起来,尤其是作为这种努力的结果——世俗生活的成功,是获得拯救的象征(《基督教讲座》,加尔文)。

心理学考察表明,焦虑、无能为力、无足轻重的感觉,特别是对来世的怀疑,是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精神状态。在这种恐惧感的打击下,没有人能想多活一些时日。加尔文教派认为存在一条可能的途径,可以逃避难以忍受的不确定状态(对自己的命运)。并麻痹人们自己的无意义感。这条途径是:疯狂的活动,拼命的干某件事。这是个体为克服疑虑和无能为力的感受而不得不进行的活动。这不是力量和自信心的外在延伸,而是绝望地逃避焦虑使然(埃里希·弗罗姆,1988)。

在加尔文教义中,“努力”,不厌其烦地追求道德以及世俗工作的成就,这一事实或多或少地表明他属于上帝拯救的对象。这一努力行动不是想要创立一个奋斗目标,满足某一现实需求,而用于表明某种事情注定将会发生。努力工作,世俗功名的达成,不是要改变命运,因为命运是上帝决定的;它并不顾及个人努力,个人努力不过是卜卦前定命运的手段而已。那种疯狂的努力是要去除个人对无努力感的恐惧。(埃里希·弗罗姆,1928)。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揭示了资本主义这种合作秩序的宗教精神源头,正是基于以上的分析。

由此,我们真正把握了这个被称为“现代性”的合作秩序里,一些貌似不相关外的外在现象的内在特质。

数目字管理、流水线与规范化时代。在新教教义的鼓励下,人类合作秩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值英国的工厂手工业开始向机器工业过渡时,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他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原理。进一步从经济学上鼓励了人们追求世俗成功。他提出了分工的三大好处。此后有效率组织的创新、分工的进一步细密,工业组织中动作优化,总之,如何满足最高效率诸方面的研究大为勃兴。规定、条例、标准;科学化、制度化、流水线逐渐浸注在人的周围。人的活动无处不在数目字的管理之中。福特(Henry Ford18631947)在泰罗(Fredrick .W .Taylor18561915)单工序动作研究基础上,对如何提高整个生产过程的生产效率进行了研究。他充分考虑了各个工序的标准时间,使整个工序在时间上协调起来,创造了第一条流水生产线。从而提高了整个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为此进行了各方面标准化工作:产品系列化——减少产品类型,以便实行大量生产;零件规格化——以提高零件的互换性;工厂专业化——不同零件分别由专门的工厂或车间制造;机器及工具专用化——以提高工作效率,并为自动化打下基础;作业专门化——使各工种工人反复地进行同一钟简单作业。毫无疑问,此一思想与制度的形成是延绵几个世纪的宗教、文化与习俗发展的结果。工业领域里的革命只不过“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物之一罢了。我们马上看到教育制度里相似的制度安排。同样,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另一产物出现了。夸美纽斯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欧洲教育家,吸收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首次提出了6岁-24岁前后衔接的统一的学校教育体系。不仅如此,夸氏提出了一整套“印刷术”。他说:“现在,……我们的教育术或周全的方法对于有学问的人数的增加所给的便利,正与印刷术的发现对于学问之媒的书数的增加所给的便利是一样的”。夸氏提出:学校工作实行学年制。公立学校一年的同一时间开学,同时放假,每年招生一次,秋季始业。学生一经入学,必须坚持完成作业,不允许中途辍学或逃学。学校工作应按年、月、日、时计划妥当(时间的分割利用),这使得学生在一定的时间里都达到规定的学习标准(标准化管理)。在学年终了时,通过考试,同时升级(检查——规训方式之一)。国语学校每天学习四小时,拉丁语学校每天学习六小时;每个学时之间都安排一定休息时间。这样,学校工作就可以既有“秩序”,又有“成效”。夸氏还要求实行班级教学制,学生组成班,由一位教师面向班级统一授课。一个班级的学生分成许多个十人小组,由教师委派优秀学生做“十人长”。协助教师管理小组,考察作业。为了确保“印刷”的顺利完成,夸氏强调纪律的作用。“学校没有纪律,便如磨坊没有水”。他反对“表象的、戏剧性的、能指的,公开的、集体的‘酷刑式’”体罚,主张根据科学原理去调理琴弦,从而像调准音准一样对待有偏差的学生。

1870年,英国国会正式颁布“初等教育法”(Elementary Education Act-Forster)(早在此前94年,亚当·斯密指出政府对于教育的重视。原因是大量贫民无保障,造成社会秩序不宁。出于社会之自我保全乃至于政府的自我保全。)该法要求:(1)国家继续拨款补助教育,并在缺少学校的地区设置公立学校。(2)全国划分学区由经过选举产生的学务委员会负责监督本学区教育工作。(3)各学区有权实施5-12岁儿童强迫教育。(4)学校为国家教育机关。(5)普通教学与宗教分离。由此,教育国家化制度被确立。

19世纪末,学校教育制度也扩张到世界各地。无论哪个国家,哪一级学校,其基本制度安排都未脱离夸美纽斯的主张。一套与人的合作秩序相适应的教育制度在全球建立起来。与新教开出的资本主义精神相随的是广泛、大规模的合作秩序。这套秩序里运行着一套新的规训制度。在合作秩序的各个方面:工厂、医院、军队、监狱、学校、教会,规训与惩罚以相似的形式存在着。在本文中,学校是我们分析的重点,我们并不是全盘性反对规训与惩罚,而只是去解剖与分析它。

这是一个 “规范化时代”。进入规范化时代的教育呈现出新的规训特征。纪律、监视、惩罚和检查开始伴随大规模的现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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