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业进 博客

一个经济体（经济系统）运行总要表现出自己的后果——经济绩效。作为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关键组织，即政府，究竟更多关注绩效，还是关注经济系统赖以运行的规则？制度经济学家的回答是后者。经济绩效固然可以为隐蔽问题的揭示提供一些可资利用的信号和线索，但是把绩效作为目标来维护和追求则是本末倒置。

以绩效为中心的治理，没有可靠的因果联系理论予以指导。受到20世纪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研究的影响，经济学中宏观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政府经济干预指导手册。通过一种掩耳盗铃的方式，宏观经济学有意无意忽视经济系统的结构和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发展出一些看似精确实则肤浅的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关系方程。然而，经济系统结果层面的宏观经济指标如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水平、利率作为因变量为一方，一系列政策干预措施如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投资规模作为自变量为另一方，此二者之间的因

 （本文发表于凤凰财经自由与秩序之刘业进专栏）

没有不确定性，就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在一个决定论的世界，不需要市场不需要企业也不需要企业家，而只需要科学家、工程师和官僚——题记

1．国企之内忧：反“国进民退”的理性之声

在过去几年里，一些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不断发声呼吁警惕“国进民退”现象，并建议启动新一轮国企改革。而国资委、国家统计局等有关部门则回应，统计数据表明，没有出现“国进民退”现象，所谓新一轮国企改革议题无从谈起。根据天则《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报告，我国存在结构性的国进民退现象。从资金的角度来看，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的国有比重从2005年的85.8%上升到2008年的88.2%。从工业总产值的角度来看，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的国有比重从2005年的89.3%上升到20

（本文已发表于凤凰财经“刘业进之自由与秩序专栏”）

一物在被租用过程中因为租用者的原因产生了增值，增加的价值归租用者，这恰恰符合产权的逻辑和休谟法则。

以2012年5月为界，今后的“王老吉”是广药的王老吉，遵从广药的企业基因；今后的“加多宝”就是以前的“王老吉”，遵从加多宝的企业基因。

据凤凰财经报道，备

好友朱海就提出一个理论命题：缔约自由高于自然权利（如典型的财产权利），以此解释一些经验现象，如瑞典实行高福利高税收，而美国这样一类国家则相对低税收低福利，认为高福利的存在貌似与财产权利冲突，其实是因为关于宪法性缔约自由的一阶同意高于保障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二阶同意。按照经济学家布坎南（2008）的分析框架，整个政治经济秩序有三个独立的功能层次：现有规则的实施（司法机关严格在此约束下运作）；现有规则下普通的财政收支等政治经济活动；规则本身的改变或宪政改革。民族国家间福利体系差异体现在第三个功能层次在空间上的试验。

民族国家是个理论难题，没有一定的文化演化基础研究，根本碰不了这个主题。我基本不把民族国家视为一个政治学议题。为什么先讲民族国家，因为

经济学认为，企业是市场中应对不确定性以捕捉利润的组织。国有企业以行政权力为后盾为消除了不确定性，强制获得市场优势地位，以低价甚至免费的方式获得生产要素。国有企业不是企业，国企利润实为租金。

 “国有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共同构成了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共同构筑了经济巨龙腾飞的现实基础。”谁是主导力量，谁是辅导力量，是能事先钦定的吗？试想，谁是手机市场的主导力量？能事先钦定吗？主导不主导，是竞争发现出来的。你有什么理性预见在一个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谁成为主导？只有理性狂妄的人才宣称自己知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当中，“国有”与“民营”的关系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那种将“国有”与“

受规则约束的利己——兼论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条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刘业进

1.与孩子短暂的别离和相见；批评和表扬；倾听她；抱着她；牵着她的小手去看“蚂蚁弟弟”；看星星、看月亮、看白云；为你擦去委屈的泪水；仔细查看你是否磕碰的伤痕……总不时涌现于心中那一刻——无限的爱意。

2.记下心中那一刻无限的爱意，没有任何理由，不为记录，只因愧疚，和爱本身。

3.宝宝今天晚上在我十点钟回家时，仍然一咕噜从床上站起来，在黑暗中摸索着叫“爸爸”，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下床，半推开门我依稀看见宝宝向前伸着一双小手，一把扑进爸爸的怀里。我有点饿了，自己泡点黑芝麻糊。宝宝光着脚丫子站在厨房凳子上，要看着爸爸如何泡制黑芝麻糊，从半睡中起来，眯缝着双眼。看着大人吃什么，孩子都觉得好吃，宝宝吃我的黑芝麻糊两口，说“不吃了”。

4.接着打开我收邮件，宝宝躺在爸爸书房的小床上，可能是太累也不再嚷嚷呀跟爸爸一起看电脑。躺着床上，吃手的习惯一直不改

利润来自何处，自古以来众说纷纭。理解报酬归因如利润现象几乎就等于理解文明世界的的内在运行机制。

报酬归因，边际分析不能解决问题。边际分析归因是是这样一种思路：设定其他投入都不变，改变其中的一种投入，然后观察产出变化。这里面陷阱很多、很深。这种分析假定生产过程具有数学上的无限可分性质，完全忽视了投入和生产的结构维度。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核心要素之间具有严格的互补特征，缺少某一项投入，则导致生产根本无法进行，产出为0。设想一个大型超市少一个收银员和少一个总经理的差别。在解释利报酬归因时采取边际分析几乎就是一种思想偷懒。把生产和交换网络简单化为“吃什么拉什么”的简单因果链。

报酬归因，采取所谓剩余法或间接定价法，是一种现实可行的解，但并不是能说从根本上理解了或解释了报酬归因。因为间接定价原理仍然是一种完全局限于个体层次上的分析。个体互动与结构出现，超越个体的新

（一）宝宝这一段热衷的是讲故事，但是要求已经改变。热衷于情节更复杂，过程更冗长的故事。而且，宝宝自己先根据自己的以往的记忆，编出一个简单的核心情节，然后让大人讲。对故事情节的热衷，显示了儿童记忆和“计划”能力的发展。没有记忆，一切适应技能都无法谈起，因此没有发展出记忆能力的生物都没有文明现象。计划能力也是一项人与别的动物区分出来的显著能力。我们的近亲属黑猩猩并没有多少对于未来的计划能力。计划能力基于记忆，并在记忆能力的基础上加上“探测”和尝试，正如下棋中的对弈行为，对手在构想着未来对手的招数和自己的应对，棋手会设想很多可能性以及一一对应的自己的对付办法。儿童对于曲折故事的渴望，正是展示了其快速发展的记忆能力和“计划”能力。类似于平克尔（pinker)语言本能，有一种预置的人类普遍性事实，就是记忆和计划能力，到了那个时候就会发展出来，只是填充的中国故事，还是外国故事；是以中文还是日文、英文、俄文……等不同的语言形式。

   作为生物个体的人因抛入群体经验（语言文字、文化传统、习俗和惯例、非正式制度和组织、角色认知）中而获得“人”的定义，把人从传统、语言、习俗和惯例中拧出来，人就是蜕化为一般动物。大多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还原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常常忽略了这一基本洞见。——笔者

合作秩序如何可能是全部社会科学的中心议题。对此一中心议题的探索的边界，有人说终止于信仰，有人说终止于轴心时代。我对此不以为然。首先值得说明的是，虽然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但是我对信仰宗教的人士表示完全的尊重。我不认为关于合作秩序的条件和运作机制的的最终说明惟仰赖于儒家学说或其他任何轴心时代的完备性学说，但我对轴心时代的智者及其著作表示尊重和敬畏。

启蒙运动就像蹦极，让人兴奋有隐伏着危险。启蒙运动以来，各个地区和民族国家都经历了或仍在经历一个平等-民主化进程，或一个从贵族制向民主制的转变，这是托克维尔所称之为的基本大趋势。因为地理、法律、道德习俗诸原因，那些带着暴政制度基因的贵族制倾向于转向暴政民主；而那些带着共和制度基因的贵族制则倾向于转向民主共和制。

文化是经济社会系统的基因，而文明正是文化的表现型（闵家胤，2012）。文化的深层是信仰、惯例和道德规则，文化的表层正是基本制度结构。经由不同的制度结构，形塑不同特征的经济社会秩序。经济繁荣、经济增长现象则是秩序的副产品。从因果探源上，以经济繁荣为果，以地理、法律、惯例习俗和道德规则基本因，形成一个尚不明朗的细致作用机制的因果链。在托克维尔看来，信仰--道德规则--基本制度结构--经济繁荣、个人自由与尊严之间存在可靠的联系。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假设，自然会对经济社会

观察一个人的品质，一个窗口是看是否始终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去评价一件事情。作为学术人，坚持真理，以自己的学术研究为理据去判断和评价一人一事，而不是事后表忠心、放马后炮。前者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以真理为友的人品；后者表现出一种投机者人品。很不幸，我们的社会似乎鼓励人们抱一种投机心态。投机者，其实很可怜，因为凡心太重。投机者一生为肉身服务，人性的神性与投机程度成反比，投机心态严重的人，人性之中宝贵的神性荡然无存。当人性中神性荡然无存时，其实与禽兽无异。

当学术因投机心太严重而被收买时，学术沦为服务于学术之外目的的工具，所谓为学术，实为亵渎学术；名为学者，实为盗贼。此类“学术人”比学术能力差而无助于学术进步更严重，因为此类败德行为亵渎学术，从而摧毁学术。网络上最近曝某几位“学术人”被收买，难怪此前“学人”的怪论看不懂。泱泱大国，有这样一般文人，斯文扫地，贻害无穷，误己误国误苍生。

      数十亿人口在一个月之内辗转大江南北，中国的春运现象折射出户籍制度的严酷。户籍制度之恶不仅仅表现为春运的人潮汹涌，表现为数亿“外来者”暂住在自己的国家，还留下了一个越加严重的社会隐忧——留守儿童。根据《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1》披露，截至2008年底，中国 0-18岁儿童总数是2.78亿人，其中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就有5800万人，留守儿童的总量超过了全部儿童总数的20%。许多人对留守儿童并不陌生，他可能就是自己在农村家亲人的孩子。这些孩子长期与父母隔离，隔代抚育，在“社会化”过程中缺少家庭亲情特别是与父母的亲情交流。留守儿童成长中的情感能力发展受到抑制，来自家庭的道德教化缺位，言行举止上普遍表现出冷漠、人际交往中的敌意情绪。通过家庭教化习得的一些稳定的道德和习俗在留守儿童身上都大打折扣，他们像浮萍，随波逐流，在人生重大

      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

谁能断言集体所有制（以及任何单一的“理想制度安排”）响应了当前全部环境因素？

      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一个必须面对的硬骨头。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的阶段，土地问题一再推到前台。如果排除了大范围的政府干预，一个地区呈现的土地制度安排是针对环境的适应性调整的结果，这种环境因素包括人口、人口-土地矛盾、文化传统、工业化阶段、土地本身的物理特征（林地、耕地、荒漠等，土地的可耕作性）。中国的情形是经过了政府大规模深度干预进程，因此我们不能说当前实施的城市“国有土地制度”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是与对环境适应的结果。

      土地制度改革，因此我们的起点不是一个未加干预的状态而是一个人为干预程度很深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