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业进 博客

连续几年春节后都找一个时间去玉渊潭公园，因为那里有开阔的冰面，有出租冰车、冰刀的各种冰上娱乐活动。通常好几家出租冰车冰刀的，一般冰车出租20元/小时；冰刀出租20元/小时。今年也一样。今天我们来到玉渊潭公园，发现开阔平坦几平方公里的冰面居然没有人玩儿滑冰。往南走到河道边，发现红旗招展，广告宣传是玉渊潭冰雪节。有警车标示的车在公园巡逻，并不断“提醒”大家不要到冰面玩耍，“冰面危险”。我们看到东边远处用围挡围着的一块冰面，就是广告宣传中的冰雪节所在地。一打听，冰雪节进入门票30元/人，小孩再小也是30元；进入以后各类活动另外收费，滑雪轮（就是汽车轮胎外面包一层布套）一个100元/小时，租金300元；马拉雪橇20元/3圈，每圈大概100米距离。我们在门口还不知就里的时候，一看门票30元/人，想到如果到北大未名湖或者清华的荷塘月色也可以去滑，但是既然来了就在这里滑得了。一进去，真实感觉坑爹。好歹进去了，还是玩儿吧。玩了半个小时左右，退了滑冰圈。出了，算下来花了190元。

      刘军宁，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说过这样一句话，“监狱是自由的物证”。这句话驳斥了时下的许多谎言，其中一个主流色彩很浓的是“小康梦”，小康梦把中国的前景设置为“有吃有喝就足够了”。仔细一想这是一种万物灵长的自我降格，试想猪的理想不也是这样吗？其实一切梦都要放下，因为现实中的我们只活在当下，梦只是梦。神谕哲学喜欢预言，不知道神谕哲学家们预言小康社会里是否还有监狱？监狱，自由的物证。如果一个人有必要被惩罚，那么把他投入到监狱吧，这一举措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预设是，是人，都渴望自由。通过剥夺其最渴望的东西，才能予以足够有效的惩罚。在实践中，以消极的方式践行自由的人们，为什么一转到积极的方面，就缄默不语或语焉不详或干脆否认呢？监狱，以残酷的方式昭示着真相，即没有人不渴望自由，如若不是这样，把一个人投入监狱将失去惩戒意义。神谕哲

立此存照。

2012.1.21日下午

       不必再跟人们谈什么“改革”，在今天的语境下，“改革”已经沦为一种政治矫情。与其继续矫情，不如务实，与历史包袱切割、以理性谦卑的姿态抛弃任何身份幻觉，回到社会秩序的一般共识。——笔者

      在“改革就是改错”的意义上，改革是一切社会的永恒主题。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中，“改革”具有特定的历史含义，1970年代末期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败退后试图以体面的方式重新融入现代社会主流（现代政治经济结构）。一代人的时间已经过去，历史的包袱已经卸下，体面的托词已无

今夜无眠，立此存照。

2012.1.14晚

部分由于语言的滥用由来已久，部分由于本来一直就存在混淆，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谈什么重要议题似乎都需要先厘清概念。以下试举几例：

有两种革命，一种是统治者违反与人民的契约导致人民抛弃统治者的革命；一种是暴民对合法权力的僭越和合法秩序的颠覆。

有两种自由，一种是“可以不做什么”的“消极自由”；一种是去做……以及能得到……的“积极自由”。

有两种财产权，一种是有正义来源（靠劳动和智慧，靠交换，靠运气，或受赠于人）的财产；一种是得自不正义的财产。

有两种法,一种是符合天道、自然法、自发秩序的法；一种是恶法，不符合天道、自然法和自发秩序。

有两种垄断，一种是背靠和仰仗政治和行政权力而获得市场优势地位的垄断；一种是基于研发和创新、管理以及任何非政治和行政权力获得的市场优势地位的垄断。

市场经济又被称为“自由企业制度”。之所以称为自由企业制度，而不是称为“自由价格制度”或其他，自有其原因。

为了说明这个原因，首先从一些误导性的概念谈起。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对比是最常见的误导，比这种误导更深重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对照。市场就是文明本身，一种借助于复杂的规则实现的合作秩序。熙熙攘攘的贸易、企业生产背后乃是一套复杂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支撑。我们看到的是冰山之巅，我们经常用冰山的尖尖定义冰山。而所谓计划经济，根本就谈不上一种经济，它乃是制度性强制的现代种。系统性的、制度性的强制古已有之，但是其现代种就是中央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根本不足以与市场经济相对照来谈论，因为它企图删除构成文明的一系列基础性制度条件因而是反文明的。正因为其反文明性质，实践中的计划经济都是装扮的，即迈克尔.波兰尼所谓“装扮的计划经济”。究其原因，因为只要是迈入文明社会的人要生活，必须借助

2012年1月1日宝宝就满2岁5个月了。在过去的时间里，一直把宝宝当做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发育成长来观察。文化演化、行为经济学和社会演化理论一般都提及3岁以前的儿童与非人灵长类的智力相当，是观察文化进化的特别好的时期，也是观察人类个体发育在创造行为时期的绝佳时期。m.tomasello（2011）认为9个月是儿童获得社会认知能力的革命性跨越时期，9个月的幼儿开始把他人理解为像自己一样的具有意向行为的主体。从此，利用文化传统的适应才有可能展开。

大概在2岁2个月-3个月时，宝宝在自我指涉“我”时，用“你”。因为她听到大人说话指向她都用“你”，这个语言用词转换上的改变，与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有关联的。肯定在正确用词之前，宝宝已经意识到自我，只是适用到符号是错误的。可以肯定，在2岁4个月时，已经完全能正确使用“你、我、他”这些人身指称。鉴于自我意识，从而“他心理论”在人类社会行

刘业进：我刚才听了各位前辈的发言，非常受启发。这学期高老师委托我给试验班上一门宏观经济学的课，跟孩子们每周接触一次，也就有了近距离了解。我想借这个机会讲几点体会。

    第一，如何理解最近5到10年来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实验和复兴的现象。以前没有这回事，现在怎么有这回事了呢？西方人搞通识教育跟中国人搞通识教育不是一回事，西方人搞通识教育是在今天专业化分工的时代，反抗知识碎片化，复兴中世纪大学刚开始的时候的教育理想，通识教育有这个传统在里面。中国本来没有大学，现代大学是一个舶来品，我们今天搞通识教育是回到大学的本质。在中国，大学是什么，需要重新认识，这是通识教育探索的有意义的地方。中国目前的通识教育诞生了很多模式

    刘业进：今天的热点三人谈节目的题目是产权、市场与竞争。热点三人谈由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九鼎公共政策研究所和搜狐财经共同举办。我们请到了文化部研究院刘军宁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教授。

    我们知道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道路，改革经验的总结有一个争论，一个是以林毅夫为代表，他强调中国的改革成功经验就是创造一个竞争的市场体系是最重要的。至于这个市场的产权基础是国有、集体、私有或各占多少比重是不重要的。最关键的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周其仁、张维迎等经

      国土资源部的政策太荒唐我必须说话。卖者甲因为发现卖出去的东西被买者乙“闲置”了2年而动用国家强制力“无偿收回”，这样的卖者不是土匪又是什么呢？这样的行为不是抢劫又是什么呢？到底是“效率”高于产权，还是产权高于“效率”。试问：谁的效率？家有两套房（电脑、车、手机、打印机、家俱）空一套不住也不租非法吗？有人说你不懂土地交易合同。国有土地卖的是“使用权”；格式合同里原本就有买方必须在2年之内开发特别条款。首先，“国有”在实践中从来就是流转着的“官有”。在字面上打转没有意义。第二，卖方出售了产品还在帮买方操心的合同是对合同精神的讽刺，此类条款属霸王条款，也是无效条款。

    听陈志武和张维迎教授对谈华尔街的占领示威的背后。两位都是当今著名经济学家，谈话始终围绕华尔街占领示威背后原因的经济学分析，但是大家的思考显然不会严格受制于经济学的学术疆域，谈话深入到了民族文化心理、道德和正义等。

    陈志武教授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递增规模报酬，通俗地说反映在企业竞争中就是“赢者通吃”；二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急剧扩张改变了财富分布和收入分布。现代经济增长到最近20年出现了一个新的特征，那就是递增规模报酬特征更加凸显。陈志武教授举例说会议经济，以前一个学者三天赶一个会，现在坐飞机可能一天赶三个会，人力资本的实现借助于飞机，效率增长数倍。在新经济领域，陈教授举的例子是腾讯公司。腾讯公司的利润是一年86亿元人民币。如此骄人的成绩后面到底是什么赚钱秘密？其中一个小例子，腾讯公

在哲学范围内似乎无望对社会科学的事实和自然科学的事实予以真正的区分（或者，我们需要提出全新的问题，原有的问题本身存在问题）。必须进一步回溯到我们如何认知我们周围的世界。意识如何产生，意识是什么。有关事实的区分问题，可能是一个还原程度的问题，某一类事实，根本无法彻底地科学还原，于是我们感知为“人文或社会科学的事实”。

其实，千百万年进化出来的我们今天拥有的感知系统只是相当有限地对周围世界进行有限的采样。甚至，这种采样的方法远非唯一，蝙蝠的采样方式就跟我们大不一样，这不妨碍它们“看见”这个世界。

经济系统、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脑神经系统（皮质大约有300亿个神经元），都具有根据环境的信号输入从而响应环境变化而表现出学习能力。Gerald Edelman（1972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得住）提出在这样的系统中都有：一，多样性发生器（generator

在何种情势下，我们要如何的知识，可以被定义为“要……”的知识。

在何种情势下，我们不要如何的知识，可以被定义为“不……”的知识。

第一类知识被人们广为认可。这样的知识范围广泛，其特点是构成其硬核地带的部分少，这种知识的可证伪度低。第二类知识获得的认可度相对较低，并一再被人们通常贬低为“缺乏建设性”而置之不理，但这种知识的可证伪度高。第一类知识因为其直接的可见后果而被人们所重视，而第二类知识引起间接和迂回曲折的因果甚至我们无法理解的因果联接而不被人们所重视。人的不可更改的局限性是，我们感知和理性以直接适应环境即可。有了语言现象以后，文化演化出现对人的爆炸性改变过程，因此人的理性得以更深远和迂回地“计划”。但是，作为一个生物学实在，生物学限制是根本性。这意味着，人类是不可救药的短视的物种。正如凯恩斯一句反复被人们引用的名言，“长期看来我们都将死去！”。这造就我们对“要……”类型知识的偏爱。

第一次看到知识即美德的断言就有所怀疑。现在这种怀疑变成了反对。知识即美德这一仿佛深奥的哲学命题的背后隐藏着大谬误。

有学习行为的主体构成的网络，如大脑神经系统，人类的经济系统或整个人类合作秩序背后的综合性系统是这类事务典型。没有学习行为的主体构成的系统如物质的基本粒子，所有生物学研究对象往前的物理化学事实，或者以系统的方式存在，或者以无联系的元素存在，其共同的特征是没有学习行为，没有网络效应，没有涌现性现象发生。

以上两个领域里的知识并不能简单地类比，更不能直接援引。在自然科学供领域，一个正确的问题必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可是这一命题在社会科学领域则不正确。社会科学领域是一类上述第二种现象领域。

知识即美德假设了一个统一的事实、统一的因果逻辑、统一的评价准则。这一假设让人近乎无可置疑地相信，存在一种人类精神的科学，存在关于人类如何组织